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在原濟南軍區(qū)工兵八團當新聞干事，經常和三名戰(zhàn)士業(yè)余報道骨干在一起寫稿子，被大家戲稱為“四大金剛”。
　　 我們“四大金剛”在一起寫稿時，曾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為找一個濟南市的小妮而奮斗！
　　 當然，這個口號只能在心里想想和背后說說，不可廣而告之。革命戰(zhàn)士嘛，應有遠大的理想、目標和追求，為實現(xiàn)“四化”做貢獻，哪能為找一個濟南市的小妮而奮斗呢，庸俗，低級。不過，盡管庸俗和低級，可實話實說，這句話還是很鼓舞人心的。因為它就像當年抗美援朝時“保家衛(wèi)國”的口號一樣，把國家利益、部隊建設與個人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反正，戰(zhàn)士是不能在駐地談戀愛、找對象的；你要想找一個濟南市的小妮，你就必須提干；而要想提干，你就得好好寫稿子，把工作干好。把稿子寫好，工作和個人目標都實現(xiàn)了。所以，大家都拼命地寫，沒誰把寫稿當任務，而是當作自己的事情，別說領導督促，就是不督促也寫。我已經是干部了，并且官至副連，可以找個濟南市的小妮了，于是找對象的事情便提上了日程。
　　 第一個給我當紅娘的是我的老師和前任新聞干事王鳳勝夫婦。王干事轉業(yè)到省文聯(lián)工作后，接觸地方一些人；他妻子王景科是山東師范大學的老師，接觸的地方人員更多一些。二人發(fā)現(xiàn)地方上有不錯的女孩時，第一時間便想到了我。
　　 見面是在王干事家里進行的。應該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孩。約1.6米的個頭，橢圓臉，大眼睛，不胖不瘦；年齡也合適，比我小兩歲；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她是他們單位的團總支書記，在政治上過硬。從心里講，我是完全同意的；而對方呢，對我似乎也比較滿意。按理說，應該能夠成功的。沒想到的是，寫稿子需要經驗，談戀愛也需要經驗。我哪有什么經驗。別說經驗，連起碼的心理素質都沒有。從當兵第一天起，我從來都是按要求無事不外出，有事請銷假，不敢多看女同志一眼，尤其是對年輕的女性，絕不敢仰著傻臉、瞪著傻眼、張著傻嘴、傻看起來沒完。第一次面對一個陌生的女青年，而且是在真真切切地談戀愛、拉對象，我那個狼狽相喲，簡直稱得上弱智、低能。在著裝上，穿的是部隊發(fā)的白棉布襯衣、綠軍褲和老頭鞋，這倒是不要緊，隨身衣服嘛，人家并不計較這些。讓人不能容忍的是，襯衣的領子一個星期沒洗了，黑乎乎的看不見布絲；一雙老頭鞋的前面各爛了一個洞，兩個大拇腳趾頭在里面就像沒成熟的馬蜂，探頭探腦的；在舉止上，雙手和雙腳不知道往哪里放，只是不停地相互搓揉；平時開會發(fā)言，面對全連百十號人甚至面對全團上千人，全是脫稿發(fā)言，絕對不會停頓一個字，此時不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渾身冒汗、打哆嗦。特別是當王干事夫婦二人借故離開，屋里只剩下我們二人時，我簡直是魂不附體。在半個多小時的時間里，基本上是人家問一句什么，我回答一句什么，不問就不答。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恐懼，還故意站起來，雙手掐腰，面向窗外，呈大人物的樣子。你一個農村小子，論模樣，你厚眼皮，小眼睛，門牙還有點往外呲；論地位，你剛成為城市人，人家一出生就是濟南市的小妮了；論收入，你也不比人家多拿幾塊錢，你還裝什么裝！果然，第二天，王干事轉達對方對我的觀后感和總體結論：她同意，可她家里人不同意。
　　 以后，王干事還有其他領導陸陸續(xù)續(xù)給我介紹了一些，正兒八經見面的差不多有一個班，但基本上都是以人家不同意而告終。他奶奶的，我就不信，找對象難道比寫稿見報還難！你一不同意，我二不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我從來就不缺乏自信。這天，我們四大金剛正在為一篇稿子而絞盡腦汁時，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話筒一聽，是濟南軍區(qū)司令部直政部宣傳處王云良干事打來的。他負責包括我團在內的全軍區(qū)直屬隊的新聞報道工作，是我的頂頭上司，一些重要稿件都是先送他過目，然后才寄給報社和電臺。每年各單位的新聞報道工作情況和見報數(shù)量，都是他統(tǒng)計和起草通報的。有時報社找他約稿，他忙不過來時便把任務交給我。他來電話，我絕對不敢怠慢。
　　 “首長好，又有什么重大報道任務？”我說。
　　 “哈哈，小董啊小董，除了寫稿子，你還會別的什么不！個人問題怎么樣了，談沒談對象？”
　　 “沒有。見了幾個，都是人家先不同意后我再不同意。”
　　 “哈哈，”王云良干事笑得更加爽朗了，“我給你介紹一個，愿不愿意見個面？”
　　 “愿意?！?br />　　 “那好，明天下午兩點到我家?！?br />　　 對于王云良，我得打破本文的思想內容和通篇的邏輯性多說幾句。他不但是我的頂頭上司、領導和專業(yè)老師，在政治進步上還幫了我的大忙。如果沒有他在關鍵時刻說關鍵性的話，我就不可能順利提干，至少得耽誤一段時間。
　　 那是團里決定提我當排長并查體合格之后，最后一關是報直政部備案。那時的我，絕對像“文革”時期的四類分子一樣，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生怕有人告刁狀。這是因為，此時“文革”剛剛結束，“左”的思潮還嚴重地存在著，“八分錢，管半年”、“一封信，倒你運”的現(xiàn)象比較突出。一旦發(fā)現(xiàn)告狀信，不管所告的內容是否屬實，先把要做的事情停下來再說，等到最終查實純屬誣告時，但時機已經錯過，要做的事情便做不成了。我有好幾個戰(zhàn)友，就是因為誣告信，本應該提干而沒有提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哪敢脹飽、翹尾巴，連工作都不敢表現(xiàn)得太積極，生怕得罪人或有人羨慕嫉妒恨，給奏上一本，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墒?，在有的時候、有的情況下，自己還是控制不住自己。
　　 這天上午一上課，連部通信員下通知，叫各班班長或負責人到連部開會，討論給一個老兵的處分問題。原來，1978年的老兵退伍工作安排得比較晚，推遲到了1979年初，進行，正好與動員部分戰(zhàn)士到前線參戰(zhàn)同時展開。有一個老兵在確定他退伍后，感到可沒人管自己了，可不用紀律約束了，想罵誰罵誰，想打誰打誰。你打罵別人也就罷了，反正你要退伍了，沒誰跟你一般見識，可他竟然對一個即將參戰(zhàn)的同志動起了手，把這個同志打得喔喔直哭。我們班班長、副班長都執(zhí)行任務去了，排長指定我臨時負責全班的工作，我便去參加這個會。當時我想，這還有什么可討論的，我們把參戰(zhàn)的戰(zhàn)友當親人送行，你卻對他們施之以拳腳，是可忍孰不可忍，處分！別說我，各班班長恐怕都會這樣去想的?？墒菚h開始后，意見竟然不一致，有相當一部分班長不主張對這個老兵進行處分。原來，在對這個老兵是否處分的問題上，連隊干部之間意見有分歧。有的主張必須給予處分，有的感到他這就退伍走了，批評兩句算了，不主張?zhí)幏?。還由于這個老兵所在班的班長不同意給這個老兵處分，如果主張?zhí)幏?，就得罪了這位班長。有的同志怕得罪人，會議也就出現(xiàn)了兩種聲音。簡直是豈有此理！事情得有個起碼的是非曲直吧，我們不是經常講要主持正義嗎，怎么在最需要主持正義的時候不主持正義了呢？在原則問題上有時候可以做點妥協(xié)，但不能不講良心，毫無底線。自己的兵自己沒管好，還不許別人幫助管一管？該我發(fā)言了，我毫不含糊、慷慨激昂地說道：
　　 “打人本來就是錯誤的，打參戰(zhàn)的同志更是錯上加錯。我們班的意見是：‘警告’，‘嚴重警告’都太輕，至少應‘記過’一次！”
　　 別人發(fā)言時，都情不自禁地看看那位班長的臉，我看也不看。事后有人告訴我，那個班長揚言要告你，你要小心點。我說，他愿意告就讓他去告吧，我就是豁上不提干，也得主持正義，不能違背良心。事后，我不能確定是那位班長告的我，但告狀信確實出現(xiàn)了。
　　 那天，我和班里的同志一起正在保養(yǎng)車輛，連部通信員告訴我馬上到團政治處找王鳳勝干事一趟。我急忙趕到政治處，王干事拿出前不久的一張《前衛(wèi)報》遞給我說，有人向報社寫信說你寫的這篇稿子是假的，報社要求查實，你把有關情況寫一寫，對上好有個交代。
　　 我接過報紙一看，是我寫的一篇反映我們連搞好戰(zhàn)備教育的動態(tài)消息。這篇稿子的產生過程是這樣的：1979年初，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打響，上級從我們團抽調200名戰(zhàn)士充實到前線部隊參戰(zhàn)，我們連分得了6個名額。為了鼓舞大家的士氣，按照上級的統(tǒng)一部署，連里進行了戰(zhàn)備動員教育。先是由連長、指導員傳達上級的指示精神，講懲罰越南小霸的必要性，然后是參戰(zhàn)代表發(fā)言，最后是以班為單位進行討論。我想，這個活動很好，應該及時報道出去。但如果原原本本地寫，照搬照抄，把實際工作復述一遍，肯定不行。因為全軍所有連隊都是這樣搞的，不新鮮，必須選一個好的角度。為此，我進行了認真觀察和了解，看到連里在這一點上做得不錯：四班戰(zhàn)士楊日孔在班里座談討論時講到，當年日本鬼對他們村進行掃蕩時，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光他們家就有兩位親人被殺害。如果越南小霸的陰謀得逞，我們就會像當年的親人那樣慘遭蹂躪。指導員發(fā)現(xiàn)四班組織討論得好，就在全連進行了宣揚，稱用訴苦會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不錯，激發(fā)了大家對敵人的仇恨，號召全連向四班學習。各班照此辦理后，全連要求參戰(zhàn)的情緒進一步高漲。根據(jù)這些情況，我提筆寫了一篇稿子，題目是“55454部隊舟橋連用開訴苦會的辦法進行戰(zhàn)備教育”。由于角度新穎，發(fā)出之后，《前衛(wèi)報》在一版位置很快就給采用了?？梢哉f，這篇稿子是完全真實的，一點假東西也沒有。如果連里沒有進行戰(zhàn)備教育，或者說雖然進行教育了楊日孔同志沒有這樣發(fā)言，或者說雖然這樣發(fā)言了連里沒有推廣，再或者說雖然推廣了其他班沒有這樣做，那么這篇稿子是假的；問題是四班這樣做了，指導員推廣了，推廣后全連效法了，效法后效果確實很好，為什么不能這樣寫呢？非要純自然地敘述，一動員、二座談、三總結，才是真的？可見，寫告狀信的這個人咱先不說他的動機、目的和出發(fā)點如何，至少說明他不懂新聞報道。但不管怎么說，既然有人反映，就得做出回答。按照王鳳勝干事的要求，我把上述情況寫了寫，然后叫連長、指導員過目；連長、指導員簽字后交給了王鳳勝干事；王鳳勝干事找領導簽字蓋章后交給了王云良。據(jù)說王云良干事是這樣做工作的：
　　 “聽說你們要通報董攀山？”他連我寫的那個說明拿也沒拿，直接到《前衛(wèi)報》社找到了有關領導。
　　 “如果那篇稿子是假的，我們就要通?！眻笊珙I導說。
　　 “稿子是真是假先不說，我只說明一個情況：他們團要提他了，現(xiàn)在報告已經打到了我們那里，你們要是不怕壞良心，就通吧！”
　　 《前衛(wèi)報》屬于軍區(qū)政治部，我們屬于軍區(qū)司令部，司令部的人員司令部也就是王云良干事這里不同意通報批評，《前衛(wèi)報》是不便通報的。就這樣，此事不了了之，對我提干的事一點兒也沒有產生負面影響。直到現(xiàn)在，我還經常對人講，我之所以能夠提干，是因為攤上了好的直接領導，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tài)，不像后來那樣到處買官賣官。這好的政治生態(tài)的營造，也有王云良干事的一份功勞??！眼下，王云良干事又在生活上關心我，我自然有一種受寵若驚之感。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按時赴約。汲取以往的教訓，我適當注意了一下外表：穿上了軍裝；沒穿老頭鞋，換上了皮鞋。趁對方還沒來，王云良干事簡單給我介紹了一下情況，說是這個女孩在濟南市服裝二廠工作，不是在車間，是在科室上班；不是夜班，是長白班。這一點很重要，不然將來結婚后照顧家庭是個問題。他還就見面時如何說話，離開時如何打招呼等細節(jié)問題，對我進行必要的教練。那表情，那動作，像抓工作一樣嚴肅認真。
　　 說話間，有人敲門，估計是女方來了。王云良把門打開，一看，來了兩個女的。進門落座后，王云良指著其中一位個頭相對較矮的對我說，這個就是我跟你說的小余，那位是陪同她來的；然后又指著我說，這位是小董，八團的新聞干事。待我們兩個相互點頭微笑示意后，他把雙方重點是把我夸獎了一番，說我如何實在，能干。最后說，今天算是見個面，你們愿不愿意談下去，回去以后考慮考慮，盡快給我回個話。
　　 王云良在作介紹時，我注意觀察了對方一下，除了個頭矮一點外，別的都還不錯。更重要的是，還有一點面熟，好像在哪里見過，但究竟在哪里見過，一時想不起來了。
　　 待對方走后，王云良問我說，怎么樣，你同意不同意？我連說兩個同意。王云良哈哈大笑，說哪有你這么實在的，就是同意，也不能這么痛快，要說回去考慮考慮。我說，我要是不同意，也會當場說不同意的。你不是經常教育我們干啥事都要痛快一些嘛，寫報道、干工作是這樣，談戀愛、拉對象也不能黏黏糊糊的。
　　 第一次正式交談是在八一廣場進行的，就是現(xiàn)在的八一立交橋東北部和八一禮堂那個位置。那時的八一廣場可真是個大廣場，上面沒有一點建筑物，就是一大塊裸露的土地，連樹木也沒有幾棵。在廣場東南角的一棵老楊樹下，我們見面了。這是一個星期天的晚飯后，由于是夏天，都快晚上八點了，天還是很明亮。我看了看周圍沒有熟人，就抖著膽子在人家對面的石頭上坐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