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
　　 一直以為，《永樂大典》是有點類似于四庫全書的書集，只是書本的簡單聚集。讀罷《典籍里的中國》，才知道，永樂大典是一部多么值得關(guān)注的傳奇。
　　 首先，永樂大典是各種書本的聚集，但又不是簡單的聚集，而是類書。所謂類書，就是分類收藏的書籍。永樂大典的分類不是簡單的按照經(jīng)史子集分類，而是為了方便檢索，使用了因韻以考字，因字以求事的編排方式。因韻考字，實際上就是和我們現(xiàn)代的按漢語拼音排列所有的字是一樣的，因字求事也類似于我們現(xiàn)代的詞典，在每一個字下面都有著若干詞條。區(qū)別的是，其浩瀚繁雜程度，遠不是我們哪怕最齊全的詞典所想象的，因為在他的每個詞條下面，往往不是一個簡單的解釋，而是一部典籍作為附錄。這種編纂方式最方便學習，你只需一個字一個字往下看，就能學習好很多相關(guān)的典籍；更是最方便查詢的，當你需要查詢哪一個知識點時，很容易就能查到相關(guān)的典籍。在我們?nèi)缃襁@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知識的檢索太不算什么的，但在幾百年前古代，知識可能只是憑記憶而去查找，那么，尋找一種檢索的方法，就是有利于天下讀書人的大好之事了。
　　 這種編書，當然只有盛世奇人才能完成。當世界出于動亂紛爭時，沒有誰有閑心編寫這種大書，所以陳濟的老師雖有其心，但處于亂世，只能徒喚奈何。當永樂盛世來臨時，編寫這部大書的責任，歷史性的落在了陳濟身上。他簡直就是為編書而生——被稱為兩腳書櫥，對知識的掌握太驚人了，幾乎過目不忘，任何知識點都存在于腦海中；但他對書籍的理解運用可能并不咋的，所以最終并沒有功名，只是布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陳濟在現(xiàn)實中是有缺陷的，他的兩腳書櫥可能并不是美稱，而有著書呆子之意，就像他自己所說，自己是兩啃，一啃書，二啃老。這樣的人，學不能致用，并不值得人效仿，也并非一個真正學有所成的讀書人，但機緣湊巧，他卻成了最好的編書人——每當有人咨詢哪個知識點時，他幾乎能毫不遲疑的說出該知識點的由來和相關(guān)知識，贏得了所有編書人的尊敬。所以，陳濟是幸運的，大明王朝也是幸運的，更為幸運的是繁盛的大明找到了陳濟編寫永樂大典。試想下，如果大明沒有陳濟，總有解縉姚廣孝等人，縱然會完成大典，要多花費多少的時間和人力？而如果陳濟沒有參與該工作，他可能更會成為書呆子的代名詞，成為社會的反面教材吧？盛世，奇人，就這樣奇妙的結(jié)合在一起，鑄就了這樣一部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有兩萬多卷，光目錄就六十卷，書籍一萬多冊。這么多的書，都是靠讀書人一筆一劃的寫成，一幅一幅的畫成，所以，最終只會有一部。隨著歷史的滄桑，這樣的一部大書，幾乎不可能傳留至今。先不說火災(zāi)，僅就朝代變遷時的亂世，就有誰能保留這樣一部大書？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時候，越大的書，越容易流失。更不要說民國亂世，中國多少珍寶流傳國外，這部大典能保得住嗎？確實也是，歷史也沒有特別眷顧這部大書，這部書還是散佚了。當我們新中國成立后，強盛的國家對那些流散在國外的國之瑰寶們，都想方設(shè)法讓他們回歸故國，洗刷曾經(jīng)的恥辱。永樂大典也是，“珠還合浦，歷劫重光”之愿望永遠不變，這項工作也永遠在做。目前留存于國家圖書館的一百余冊大典，每一冊都是鎮(zhèn)館之寶，而我相信，他們會靜靜地躺在圖書館里，等待著自己越來越多的兄弟們過來會合，重現(xiàn)中國歷史文明之光。
　　
　　 漢書
　　 漢書雖然和史記并稱，但畢竟沒有無韻之離騷之譽，所以向來只被視為史學之典籍。
　　 司馬遷的《史記》洋洋灑灑，從三皇五帝開始，一直寫到自己生活的時代，那是何等的汪洋恣睢。提及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不作第二人想。所以，史記一出，后來的編史者無不接續(xù)史記。所以，我以前還有點奇怪，班固的漢書不是應(yīng)該從漢武帝開始嗎，他寫了整個西漢，不是和史記有重合了嗎？
　　 現(xiàn)在我明白了，《漢書》之所以被寫成斷代史，絕不僅僅是因為是史記的補充，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含義的。史書是一面鏡子，斷代史就是描寫的一個朝代，這個朝代的興盛、滅亡，從中可以得出很多結(jié)論的。所以，斷代史的體例，是更容易讓統(tǒng)治者從上個朝代的興亡中得到借鑒，而不是只是單純的維護正史的延續(xù)。這是漢書的偉大功績，也是班固的偉大功績。從這個層面上講，斷代史和通史只是兩個選擇，沒有孰優(yōu)孰劣之分。
　　 班固自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也有不及司馬遷的地方，或者說，兩人的觀點有不同。就像他在藝文志中把小說家放到了重要位置，而司馬遷沒有提及。當然，司馬遷把項羽列為本紀，但班固則簡單列傳，而且都不是單人傳記，可見兩人對項羽的態(tài)度。
　　 漢書主要是班固完成，但始于其父班彪，終于其妹班昭。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班家不是修史的書生，班固兄弟都熱心政治，而且參與了政治生活，并都有著不錯的功績。班超平定西域不消說了，班昭后來儼然通過自己的學生掌握了政權(quán)，班固相對差一點，但也曾征戰(zhàn)邊疆獲得戰(zhàn)功。進而為政，退而著史，雖說他們后來的名聲是史學家，但他們的政治能力是不弱的。這，才是頂級的史學家——讀史使人明智，而史學知識豐富的班家人在政治上太過拉胯的話，確實說不過去。
　　 唯一讓人詬病的是，從班固開始，個人修史變成了官修。班固本來延續(xù)了個人修史的傳統(tǒng)，但被抓了。這時候，班超主動找到了漢明帝，獻上了班固修的史書，皇帝看了比較滿意，從而把班固加官進爵，讓他從個人修史變成了官修。當然，這時候的修史畢竟還是個人，只是依附于皇帝的威權(quán)，還不是后來直接由皇帝成立一個機構(gòu)專門修史。有了皇帝的支持，修史當然方便很多，查資料，采訪，一切均沒有了后顧之憂，史學家可以全身心投入，但終究缺少了獨立的人格，用語結(jié)論等絕不敢違背皇帝的意思的。當然，前四史還好些，畢竟班固和后來的陳壽、范曄還有著史學良知，后來皇帝設(shè)立的機構(gòu)修史，則更是直接體現(xiàn)出了皇帝的意志了，這正是中國官修正史讓人詬病的地方。
　　
　　 禮記
　　 禮記有多重要，只要看看禮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就知道了。
　　 在儒家的經(jīng)典代表人物中，相對來說，孔子求仁，孟子取義，荀子守禮，也就是說，禮是荀子整個思想的核心。當然，這只是相對來說，因為孔子實際上也是很看重禮的，他終其一生，都只是為在世上能夠恢復周禮的禮制，他對仁的定義，有一個就是“克己復禮”。
　　 為什么禮如此重要？很簡單，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仁義等等都是內(nèi)在的思想價值取向，只有禮是外在的行為規(guī)范。一個人是不是仁人義士，平時不一定看得出，只有到了利益糾葛時的取舍才可以看出。而一個人是不是守禮，卻是一舉一動就可以看出的。而且，仁義可以作假，一個人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上居心叵測是可能的，但守不守禮是無法作假的。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只要一舉一動都遵守禮儀的規(guī)范，這個人必然會將外在的禮儀內(nèi)化為內(nèi)心的道德規(guī)范，從而成為君子。而世界上每個人都能遵守禮儀的規(guī)范，自然人人成為君子，從而實現(xiàn)世界大同。所以，孔子開始就十分注重禮儀。
　　 禮儀，反映了一種等級制度，這也是儒家文化特別強調(diào)的。儒家的仁愛本身就是有等級的，所以，儒家從來沒有博愛思想，這點是符合封建文化規(guī)范的。所以，孔子看到“八佾舞于庭”，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實，即便到現(xiàn)在，中國的等級制度還是有的，哪一級的干部可以享受什么樣的福利，都是很明確的，你一個普通的公務(wù)員敢隨意享用單位上的公車是要查處的，但到了某一級干部，單位是可以為你配一部專車的。這只是個比方，說明中國的禮制等級是深入人心的，就像誰也不會覺得高官享受一些福利有什么不公平。
　　 當然，從孔子的求仁，到孟子的取義，再到荀子的守禮，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儒家文化越來越受到的挑戰(zhàn)?？鬃忧笕?，成功了嗎？沒有。所以孟子不再求仁，而只是在求義?？上В献油瑯記]有成功，所以到了荀子時代，只是在求禮，而且荀子認為人生本惡，必須要用禮來規(guī)范?？绍髯右矝]有成功，于是他的學生背離了儒家思想，開始用外在的法強行規(guī)范世人的行為。很奇怪，儒家孕育了法家代表人物，這其中，禮制就是重要一環(huán)。當禮制不能規(guī)范社會生活時，很容易就會想到法制。
　　 儒家的禮制雖然很容易會孕育出法制，但從根本上還是與法制相背離的。原因很簡單，禮雖然是行為規(guī)范，但是內(nèi)在要求，并不是強制的，一個人不遵守禮，只會受到道德的譴責，而不會受到法律的制約。所以，儒家特別強調(diào)教化，強調(diào)德行。這也是中國的德治傳統(tǒng)。從人性本惡的角度上來講，德治是落后的，社會要實行法治，這幾乎已經(jīng)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共識，但德治思想就真的一無是處嗎？從西方的哲學王思想，到中國新時代強調(diào)的共產(chǎn)黨員行為規(guī)范，德治思想其實從未離開過我們生活。精華也罷，糟粕也罷，禮制作為儒家的核心思想不會改變，就像《禮記》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典籍，永遠也不會改變。
　　
　　 詩經(jīng)
　　 詩經(jīng)，作為中國文學的起點，已經(jīng)成為公認。
　　 詩經(jīng)，是來自民間的詩歌總集。當然，也有官方頌詞。但其成就最高者，還是那些被稱為“風”的民間歌詞。詩歌，特別是嚴格格律以后，逐漸遠離了普通人，成了文人間顯示才情的一種方式，但詩歌的起源，其實很親民，就是老百姓在生活中編的一些朗朗上口方便傳唱的順口溜。當然，這些順口溜，免不了不上臺面的葷段子，所以經(jīng)過了大賢孔子的整理刪改，十中留一，成了儒家文化的經(jīng)典，更成了中國文學的起點。更讓人感動的是，古代這些民間詩歌之所以能夠流傳，是因為統(tǒng)治者的重視，專門設(shè)立了采詩官。而這些統(tǒng)治者重視這些民間詩歌，絕不是我們現(xiàn)代采集一些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單純?yōu)榱肆鱾骱捅Ｗo，而是統(tǒng)治者想從這些歌謠中，偵知民情民意，從而獲得民心。僅此一舉，就足以讓后世者深思。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里的思無邪什么意思？毛亨認為，思無邪，就是所思所想都可以示人，沒什么可隱瞞的。所以，詩三百，就是反映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不管是對愛情的希冀，不管是對官吏的痛恨，不管是勞作的埋怨，不管是戰(zhàn)爭的悲嘆，都是真實可以示人的。唯其真實，所以感人。當世界進化到了兩千年以后，我們的科技水平，思維能力，說話方式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同樣的中國人，現(xiàn)代人和當時的人語言根本不通的，但人的情感本質(zhì)上并沒有什么變化，這也是古人的詩歌還能感動現(xiàn)代人的原因。我們學習古代文學作品，不是為了多知道點唐詩宋詞，多知道幾個李白蘇軾，而是從這些文學作品中感受到了情感的共鳴，感到了他們說出了我們想說但說不出來的思想感觸，這種共情，才是文學作品的魅力。
　　 詩三百，是上古到先秦的詩歌總集。那個時代，雖有儒家崇尚的堯舜禹及周公盛世，實際上是物質(zhì)能力低下，民眾衣食困頓的時代，還有春秋時戰(zhàn)爭頻仍，民眾朝不慮夕的時代。所以，安居足食成為人們最迫切最直接的希冀。我們從詩歌中也可以看到，民眾對指導百姓農(nóng)作的后稷等圣賢的景仰，對安定生活的期盼。我們以前一直有一個觀點，認為文化的繁榮必然在社會的繁榮之后，就像“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但實際上，文化的大繁榮也存在于亂世，就像中國歷史上兩次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繁榮，一次是先秦，一次是中華民國時期，都是亂世。實際上，勞者歌其事，我們無需把文學想象的多么高大上，百姓們在生活中、勞作中的隨口編出的話，反映出真實思想情感的語言，就是文學的種子，就能夠直達人心引起共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的創(chuàng)作，技巧遠沒有真實的情感重要。
　　 我們現(xiàn)在看來佶屈聱牙的詩經(jīng)，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古漢語和現(xiàn)代語言的隔閡，當時的詩經(jīng)就是百姓隨口吟唱的，幾乎平白如話的語言。當然，詩經(jīng)中開創(chuàng)了一唱三嘆的反復強化的方式，這也是現(xiàn)代歌曲經(jīng)常使用的方式。詩經(jīng)作為中國文化的起點，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中豐富的聯(lián)想，細膩的感觸，類比的思索，這不但影響了中國文學，甚至影響了中國人的性格，直至后來辜鴻銘教授分析中外人格差異時，總強調(diào)中國人是溫柔的，敏感的，而西方人是直接的。想想也確實是，西方神話中宙斯喜歡上某個女子，就是想方設(shè)法得到，然后生了一個半神人，哪有中國文學中溫婉反側(cè)的情感。文化的源頭決定了民族的性格差異，這無法做好壞的評價，但我們身為中國人，當為中國人的文化情感而自豪，更為中國文化之源的精彩而喝彩。
　　
　　 越絕書
　　 越絕書是地方志。地方志總覺得不登大雅之堂，因為總覺得地方志嘛，地方上的人編纂的，一沒有大局眼光，二總有點歌功頌德，三編纂的人能力有限，所以無論從藝術(shù)性或?qū)W術(shù)性上來講，都不及正史。其實，好的地方志并不比正史差的，因為著眼于地方，對史料更熟悉，論述更詳備。
　　 看了《越絕書》，心中暗愧?？傄詾樽约汉芟矚g勾踐滅吳的故事，也知道勾踐的越國就是以會稽為中心，而會稽就是現(xiàn)在的紹興，當年到紹興旅游時也曾尋訪勾踐遺跡，但看了越絕書，才知道自己終究了解了皮毛，連會稽山都不知道。以后有機會，一定要再次造訪會稽山，體會下勾踐負隅頑抗不得不忍辱投降的那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