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3月清華往事之我與楊昭、楊聿、楊蘭兄弟三人的情義
　　 （回憶我在清華園生活的片段）
　　
　　 歲月如流，往事如煙。夕陽暮色，殘陽似血。清風若夢，回眸如瀾。每每想起大師兄楊昭、二師兄楊聿、小師妹楊蘭、大師兄顏曄、八師兄劉涌幾個人自己便心潮澎湃、氣血潮涌，那是一段塵封久遠的青春年代的往事回憶。
　　 遙遠的三十五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初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即1986年）——九十年代（到1998年）“改革開放年代”時候，也就是那個久遠的、久遠的“計劃經濟”時代初期到中后期里邊。那個“青春年代”里邊，發(fā)生的人與人之間“最純真”“最天然”的情感故事。
　　 因為，我們師兄弟幾個人加上后來顏曄都是氣味相投、愛好相同、心情相似、性格相近。尤其是大師兄楊昭（首位師兄）、二師兄楊聿二人與我本人更相似。
　　 在二十世紀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里邊（從1986年5月到1998年11月止），我們師兄弟幾個人針對各種散文、小說、詩歌、文言文、古詩詞、品茶、武術上，曾經深入地交流和探討了十八年之久。尤其針對各種近代與現代詩歌各個流派的特點與寫作風格互相學習，深入地探討交流可以說是真可謂達到了極致和狂熱的地步。
　　 尤其是針對“朦朧派詩歌”與新興起的“散文詩歌”進行過激烈的大量討論和交流。我們通過大量信件（每一年都會有近一百封信件）往來、交流、探討、互相學習補短板，共同暢談天下風云、朝代更迭、歷史變革、可以說說不盡的歷史話題，講述不盡的朝代興衰與無不論述的題目。
　　 也許，“朦朧派”詩歌的極大魅力下的意境與抽象、意象思維，讓我本人和大師兄楊昭、二師兄楊聿、大師兄顏曄、四師兄劉永一、九師兄張煜、七師兄張強、大師妹葉小慧（顏曄女友）、小師妹楊蘭、三師兄孫銳、老友白立晨等眾人成為了千里、萬里之外的“好哥兒們”。這種“純真”的不帶任何銅臭與利益的關系，是真正哥兒們式的純潔友誼。
　　 這里特別說明的一點大師兄楊昭、二師兄楊聿、小師妹楊蘭是一家人，親哥仨一直居住于北京海淀區(qū)人士，是那種祖祖輩輩居住于北京的地地道道純粹“北京人”。
　　 楊氏家族從清朝道光年間便居住于東城區(qū)鐵獅子胡同里，民國時期因其爺爺更換房產改居住于清華大學西校門（即清華西路）馬路對過小區(qū)（即頤和園東側樹林里）里邊，與清華大學西校門形成了南北約二百米（即西校門到楊昭家的距離）的方向。
　　 一直居住到第三代楊昭這個時代1998年11月25號為止，至于1998年11月份以后由于哥仨個人已經“出國留學”便不得而知了，雖說后來楊昭從日本橫濱市來過一封掛號信，但是只是說明了他已經拿到了綠卡已經定居于橫濱市了。
　　 由于從11月25號以后沒有任何信件往來，便無從知道這親哥仨個人回沒回來過，是不是還居住于其爺爺的民國時期老宅子里邊。
　　 其實呀，他和四師兄劉永一一樣定居國外，只是四師兄劉永一去了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市，在留學澳大利亞堪培拉期間曾經來過信件，雖說這兩封信件早已經煙波浩渺了，可是信件上的郵票還留在了我的集郵冊里邊，同時還有大師兄楊昭在日本橫濱市來的掛號信的郵票，同時還有二師兄楊聿、大師兄顏曄、九師兄張煜、七師兄張強、大師妹葉小慧（顏曄女友）留學法國期間郵來的信件上的郵票，雖說這些塵封三十年的古老信件早已經消失于歷史的云霧中，但是信件上的郵票卻遺留了下來成為歷史上兄弟情義的見證了。
　　 在我塵封三十年永久的集郵冊里邊，還有幾位（九位）上海好朋友留學英國倫敦與其他城市信件上的郵票，這些來往信件上郵票印有英國女王頭像印。
　　 從古老的洮南府（當時是洮安縣時代）以大S弧線形狀跨越內蒙、吉林、遼寧、天津市再進入京師“北京市”，這一千兩百公里的距離上超越了時空與星空的距離概念。楊昭、楊聿、楊蘭成為了與我通信達十八年之久的好哥們兼親師兄師弟，先后在北京有過兩次見面聚會的機會，雖說時間上短暫互相之間還拍攝了合影的相片，這也成為了我們在那個青春年代的永遠紀念了。
　　 當年我們師兄師弟頭一次見面，那是在省城長春市第一汽車城的招待賓館，當時他們汽車系團隊正在參觀一汽集團，后來我與他們一行人返回到北京市校園內。當年是陳東萍老師（汽車系講師），嚴復之老師（哲學系講師）、好哥們顏曄、楊昭、楊聿、劉永一、張煜、張強首次聚會于汽車之城，這也是我本人一生之中第一次進入省會城市長春市，并且進行了為期五天六夜的長春——北京首次會友之旅。
　　 這是發(fā)生在20世紀計劃經濟時代的九十年代初期，也就形成了以前寫過的那一篇紀實《水木清華兄弟情》的文章。
　　 后來，于1996年3月應楊邵愈教授和學生協會的熱情邀請，拿著郵寄來的紅彤彤邀請函二次進入京師首都北京市，一塊“聚會”并且住宿于清華大學校園內部的學生寢室。同時也就有了《我與天津煎餅馃子的故事》《雞蛋問題與石剎海的老字號烤肉季》《憶水木清華》《先有雞先有蛋》《荷塘月色》《北京烤鴨的故事》《一杯日本清酒》幾篇紀實文章的親身經歷了。這一份純真的哥們兒感情，尤其是那個“純真年代”里邊，更顯得十分珍貴的難以忘懷是哥兒們的真摯感情。
　　 這里必須要最先說明一點好哥們楊昭，那可是我的詩歌上的好老師和好哥們兒，他本人在二十世紀整個八十年代，可是著名的校園“學者大詩人”，在校園詩歌寫作上可以與舒婷、北島、青鳥、林莽等人相匹敵。當年，大師兄楊昭寫作的大量詩歌、散文、小說在省級、國家級期刊上沒少刊登發(fā)表，可是整個八十年代里邊新興“校園詩歌”的領軍人物。
　　 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大批“五講四美三熱愛”類型的校園“朦朧派詩人”，在新興校園詩人“異軍”突起。
　　 就猶如下山的洪水猛獸一樣，沖擊著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校園詩壇”，引領了當時詩歌散文的“新詩潮”的主潮流。
　　 因為，現代詩歌體系中的“散文詩”“朦朧詩”，一直是一盤散沙式地方主義色彩濃厚風格。從京韻京味濃重琢字琢句風格，到黃河流域黃土風沙特色濃重的鄉(xiāng)土氣息的，從山東齊魯古韻風味走進河南中原古地豫式特點的風格，再到飛躍長江的江南特色、海洋風采的新興詩歌抽象的思維風格，可以說新詩潮地方主義色彩濃重。
　　 從上個世紀民國時期的二十、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從歐洲進入中國古老的土地之上。近代、現代散文詩歌與朦朧詩歌一直是默默無聲的寫作風格，一直到了二十世紀的1984年才開始流行于各個大專院校，逐漸形成了一股強盛的氣流席卷了全國的大學校園，可以正確的說是改革開放之后才誕生的“新詩歌”新流派，引領著“新體系現代詩歌”的主導的新潮流！
　　 就好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上流行的“牛仔褲”“大喇叭筒褲”“小白皮鞋”“大蛤蟆鏡”一樣，成為了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里邊社會青年人的代名詞，主要的新興起來的新潮流、特色流行風。
　　 好哥們楊昭善長于寫作“朦朧派”詩歌與“抒情”形式的抒情散文，而二師兄楊聿作為楊昭的親弟弟，則擅長于“七月流派”和新式“散文詩”的抒情寫作風格。
　　 我和二師兄楊聿在七月流派和散文詩上沒少交流，尤其針對“散文詩”的各個地方與各個流派風格，在散文詩的字、句、抽象、思維、內心、意識形態(tài)、意象、寫作風格、寫作手法上，進行過深入的討論研究和交流，尤其是先后“兩次”在北京見面之后的深入地激烈探討與交流。
　　 當年“楊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1986年5月——1989年的中國詩歌界，在各個大型研討會、交流會上發(fā)表了大量新意、新穎的朦朧派詩歌與“抒情詩”。
　　 當年，楊聿那可是當年大專院?！靶@詩人”的代表人物和先鋒人物，尤其在現代詩歌的各個流派理論研究、創(chuàng)新新體系詩歌上，發(fā)表了不少基礎理論研究論文，先后出席過省級、國家級詩歌、散文大賽和各種大型座談會、交流會。
　　 后來，楊聿和老大楊昭先后考取了中國第一學府清華大學，并且在學校內組建了“詩友協會”和“散文會”，成為上個世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1986年——1997年）的一道獨特的校園風景。
　　 這里必須說明一下老大楊昭（核物理系），并且在上個世紀1996年考取了碩士，后來公派去日本橫濱市出國留學了。
　　 后來在大師兄顏曄公派出國前一段時間（好像半年前），從北京清華大學郵給我的最后幾封信件中才得知老友楊昭的最新消息。
　　 原來，好哥們楊昭不久便取得了日本綠卡定居于橫濱市，至于后來好哥們楊昭回沒回國內就不得而知了，因為后來一直沒有接到過任何信件與電報。
　　 后來，老友楊昭、二師兄楊聿與楊蘭這哥仨，便再也沒有來過信件和電話，也就無從知道三人到底如何如之何了！
　　 其實呀，在老友楊昭、二師兄楊聿、楊蘭、大師兄顏曄、四師兄劉永一、九師兄張煜、七師兄張強幾個人未出國留學前期，每一個月都會往洮安縣我的住處打來長途電話，師兄弟們大家互相聊天暢談友情訴說思念之情。
　　 雖說北京清華到洮安縣遠隔一千兩百公里的距離空間，可是這一份哥兒們的純真感情一直未斷，一直延續(xù)到他們一個個出國留學后才中斷了。
　　 因為，上個世紀1998年6月得到公派出國的手續(xù)與辦理出國手續(xù)事務時，大師兄顏曄、二師兄楊聿、四師兄劉永一、七師兄張強幾個人來過掛號家急信件和電報。
　　 當年，大師兄顏曄還特意打來長途電話通知過我，他當時已經辦理完出國的一些手續(xù)，三天之后將乘國際航班飛往法國里昂市留學。后來，他們一個個先后出國留學之后，便全部消失在云霧之中了。
　　 但是，好哥們老友楊昭與大師兄顏曄卻不同，顏曄幾個人分兩個批次出國留學歐洲和美國，這里也包括老友楊昭的妹妹楊蘭，她嫁給了一名美籍華人富商。
　　 當年，顏曄卻應聘于美國通用汽車集團公司旗下，并且在美國通用公司集團的安排之下，于上個世紀1998年6月公派出國去了歐洲的法國里昂市留學（氣動力設計專業(yè)），這與好哥們老友楊昭、二師兄楊聿、老友劉涌不同，這也是楊昭與顏曄兩個人的人生走向極度不同的方向了。一個在日本橫濱市留學并取得了日本綠卡成為了日本人，一個則去了歐洲法國里昂市繼續(xù)留學深造。
　　 雖然說，我在他們面前戲稱呼他們二人為“大師兄”。其實，這是一個極具“莎士比亞風格的戲言”而已。其實呀，楊昭和顏曄二人也并不認同更不贊賞，尤其顏曄并親切地稱呼我本人為“兄長”，他與楊聿、劉永一、張煜、張強幾個人，均在我面前稱呼我為“兄長”或“大哥”“兄臺”。這一點無論是我在清華校園內生活期間，還是信件電報往來交流之上。就是當年大家在北京聚會在一塊的時候，也是稱呼我兄長一直沒有改變，就是當著校武裝部部長楊邵愈教授面前也是這么稱呼的。
　　 其實呀，從年齡上來說只有我和楊昭是同年出生、同歲數，當年我們二人均為26歲，楊昭是陰歷八月十三生的。而當年，顏曄卻是小我一歲，年齡為25歲。不過在這一幫哥們兒之中，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楊聿（24歲）。以二師兄身份自居，好像夜郎自大、常常以二師兄的身份說話做事，讓人有一些難以忍受和無可奈何。
　　 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楊昭和顏曄，如楊昭和顏曄常常說的那一句心里的大實話“咱們是好哥們兒！”。
　　 我們其實是真正的好朋友加哥們式的真摯友情，在哥們式的真摯友情之下稱兄道弟，共同交往于“改革開放初期”，和“計劃經濟”時代初期里邊。
　　 從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里邊，這也是我人生旅程上一道七彩的霞光。
　　 我本人認識清華大學也便是從楊昭本人開始的，在那個激情飛揚的青春年代里邊，一大幫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人，熱血激情、朝氣向上，青春飛揚、共同的理想信念與共同的愛好走到了一塊。大家書信往來、電話暢所欲言、共同聚會在清華校園之內。大家一塊同吃學生食堂、同住學生寢室、一塊在校園內歡聚一堂、談笑風生、暢所欲言、談愛好、談理想、談信念，共同為理想信念而奔波奮斗。
　　 當年，楊昭與陳玉錦（綽號大白兔）二人，楊昭是清華一九九四年物理系的研究生，陳玉錦也是其同系同班。當年，楊昭與陳玉錦于一九九八年十月國慶日（10?1）結婚，徹底結束了長達十年的“長途旅游”，后來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號郵寄來出國后的最后一封信，并且在郵寄來的信件里附上了一張二人結婚的“新婚”相片，這一張從日本橫濱市郵寄來的相片成為我們哥兒們感情的永久紀念。
　　 楊聿，清華一九九五年汽11系（班）的動力系研究生，楊蘭是清華一九九五年哲學系研究生。老大楊昭（物理系）、老二楊聿（汽動力系）、老三楊蘭（哲學系）兄妹三人。
　　 楊昭，他們家就居住在清華大學一校門（清華西路的西校門）馬路對過的小區(qū)里邊，與清華大學西校門（一校門）只隔著一條寬闊的大馬路，而小區(qū)的西南角方向便是頤和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