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掌故里的趙匡胤與文人(隨筆)
一
南宋李心傳《舊聞證誤》載:“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鏡必蜀中所鑄?!显唬骸髟紫囗毷亲x書人?!允谴笾厝宄?。”
乾德(963年至968年),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二個年號,前為建隆,后有開寶。乾德三年,宋滅蜀,有蜀國宮女被選入宋朝皇宮,其所攜帶、使用的銅鏡背面有“乾德四年鑄”的字樣。趙匡胤很是詫異,疑惑不解:現(xiàn)在才乾德三年,怎么會有乾德四年鑄造的銅鏡呢?于是,召見翰林學士陶谷、竇儀詢問。二人說:四十多年前,前蜀少主王衍,曾用過“乾德”的年號,這銅鏡應該是那時鑄的。趙匡胤豁然而解,十分佩服,說: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從此,開始重用讀書人。
趙匡胤發(fā)出“宰相須是讀書人”的感慨,說明此事與宰相有關。查《宋史?太祖本紀》,這事,真還與宰相有關:“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舜笙苍唬骸飨囗氉x書人?!墒谴笾厝逭??!倍ㄐ履晏枙r,趙匡胤特別提醒宰相,一定要“擇前代所未有者”,作為改元后的年號。宰相牽頭,幾經(jīng)推敲,確定改元乾德。乾德三年,蜀國宮人入皇宮,竟然有“乾德四年鑄”的銅鏡,“詰之”竇儀,發(fā)現(xiàn)乾德是“蜀主”曾經(jīng)用過的年號。趙匡胤疑惑得解,想起改元時的前事,感而慨之:當宰相的,必須是讀書人?。拇?,開始重用讀書人。
建隆改元乾德時,當朝宰相是趙匡胤沿用的后周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端问?范質傳》載:范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薄端问?王溥傳》載:王溥“好學,手不釋卷?!薄端问?魏仁浦傳》載:魏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贝巳?,并非草莽,乾德年號之失,并不能證明他們不是讀書人,只是知識面不廣,不知道以前曾有“乾德”年號。相反,陶谷、竇儀雖知道“乾德”曾是蜀主的年號,讀的書或多于范、王、魏等,卻不一定就有宰相之才。
乾德二年,后周三相辭去相位,趙普繼任。趙普,小吏出身,據(jù)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讀書人。趙匡胤發(fā)現(xiàn)“乾德四年鑄”的銅鏡后,是否詢問于趙普,史無所載。想來,應該問過,可能因為趙普不知其何,才“詰之”竇儀。結合趙匡胤的感慨,可以看出,在趙匡胤眼里,乾德三年時的宰相趙普,也不是“讀書人”,但趙匡胤卻并未因此撤換趙普。“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作相須讀書人”,其實只是說說而已,什么人可“作宰相”、“作相”,趙匡胤心里自有標準。
雖不一定選擇“儒臣”為相,但“大重儒臣”、“大重儒者”卻成了趙匡胤的用人政策。此策在宋朝代代相襲,漸成制度,并傳之后世,至明代達到鼎盛。
二
宋人龔鼎臣《東原錄》載:“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為歌頌?!墼唬骸思疑w一個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即擲于地。即今宣德門也?!?br />
藝祖,是開國皇帝的通稱,龔鼎臣筆下,指宋太祖趙匡胤。丹鳳樓,是開封城里宋室皇宮的正南門,因門樓上雕有五只鳳凰,又名五鳳樓,后改名為宣德門。丹鳳門經(jīng)過重新裝飾,“雕甍畫棟,峻角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東京夢華錄》)梁周翰認為大宋氣象不凡,乃作《丹鳳門賦》,獻于趙匡胤。趙匡胤不解,問左右:梁周翰這是要干什么?左右說:梁周翰是讀書人,是做文字工作的,國家有了新建設新氣象,他歌頌歌頌,是履職盡責。趙匡胤不悅:不就是蓋個門樓嗎,還值得寫這么長的賦?將梁周翰精心制作的《丹鳳門賦》扔到地上,不再看了。
《宋史》有《梁周翰傳》,也提到他呈給趙匡胤的賦:“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痹谡返挠涊d里,趙匡胤的態(tài)度如何,不得而知。但從“人多傳誦之”,卻可看出,梁周翰的《五鳳樓賦》,至少在當時是名篇,得到了時人的廣泛認同。
龔鼎臣是宋真宗景佑年間(1034年至1038年)的進士。距趙匡胤在位的960年976年,半個多世紀,《東原錄》所記,有一定的可信度。《東原錄》里還有一則關于梁周翰的記載:“藝祖嘗以梁周翰補闕管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駕幸本院,即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灬屩!绷褐芎补芾砭c錦院時,工匠織錦的質量和數(shù)量,總無法達到要求。他不知表揚是最好的督促,而是采取笞打責罰。越匡胤駕幸綾錦院,知道梁周翰經(jīng)常笞打工匠,便想讓梁周翰嘗嘗被笞打的滋味。梁周翰急了,大叫:我,是天下名士。幸而宰相在旁說情,趙匡胤才“釋之”。可見,梁翰周作為文人、讀書人,并不溫文爾雅,對待下屬,很是峻急峭刻。
《宋史?梁周翰傳》對此事記載更清楚:“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jiān)綾綿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碜儒\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婺私?,止左授司農(nóng)寺丞?!钡骄c錦院,已是降職,又被所“杖”錦工“所訴”。趙匡胤體恤錦工,“將杖之”,梁周翰叫道:我負天下才名,不應該挨打被杖。幸虧趙匡胤看重文人、讀書人,梁周翰才得以免打,只是再次降職為“司農(nóng)寺丞”。若是碰到朱元璋,不給脫掉褲子,把屁股打得稀爛讓他斯文掃地才怪。
梁周翰是后周舊臣,其父梁彥溫與趙匡胤是舊識,《宋史?梁周翰傳》載:“初,太祖嘗識彥溫于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薄读褐芎矀鳌方又f:“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壁w匡胤本想提攜一下梁周翰,與石守信商量著要任命梁周翰為知制誥,負責起草詔令。石守信私下里給梁周翰透露了一下,這個梁周翰卻沒忍住,急匆匆地就上書謝恩。越匡胤見還沒任命,就有謝恩表上來,大怒,中止了這個想法,沒有任命。梁周翰的求名求利,在這件事上表露無遺?;蛟S,這也是后來趙匡胤不太待見梁周翰的原因吧。
不管是將《丹鳳樓賦》“擲于地”,還是“遂釋之”、“乃解”,梁周翰在趙匡胤的眼里,都是不太值得看重的文人、讀書人。不管趙匡胤是真“欲決”、“將杖”,還是開玩笑只想嚇嚇這個“臨事過于嚴暴”的人,對待沒有文人、讀書人風骨的梁周翰,趙匡胤多少抱著一點戲謔、恨鐵不成鋼的意味。但趙匡胤對沒風骨、善投機的文人、讀書人如梁周翰者,卻依然不愿輕易“決”、“杖”,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趙匡胤對文人、讀書人的看重。
三
宋太祖趙匡胤,雖是武人出身,靠武功而得天下于后周柴氏“孤兒寡母”,但卻或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最看重文人、讀書人的皇帝。
王夫之《宋論》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nóng)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闭撝小叭洹?,即為后世論說紛紜的“太祖誓碑”。
王夫之《宋論》所本,或為陸游的《避暑漫抄》。《避暑漫抄》對太祖誓碑,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錀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余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錀,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辉疲骸坏脷⑹看蠓蚣吧蠒允氯??!辉疲骸訉O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蠼ㄑ字?,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br />
據(jù)《避暑漫抄》所記,整個北宋時期,太祖誓碑只天子得知,“累朝最所倚任”的重臣趙普、王安禮、韓琦、富弼、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呂夷簡等,都“不知也”。直到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4月,金兵攻入開封,皇宮“門皆洞開”,太祖誓碑才被撩開神秘的面紗,為世人所知。
查《宋史》,不見太祖誓碑的記載?!侗苁盥?,也不能肯定是陸游所著。盡管如此,太祖誓碑,卻為后人反復引證。大家津津樂道的,是《宋論》所言之“不殺士大夫”和《避暑漫抄》所記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士大夫,是與文人緊密相連的一個詞;文人,又是與讀書人相差無幾的一個詞。于是,太祖誓碑,便成了趙匡胤看重文人、讀書人的重要證據(jù)。
當政者,如何對待文人、讀書人,或可算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文人、讀書人自有文人、讀書人的脾性,時常管住自己的嘴、筆,喜歡對時事、世事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很多時候,他們說的話、寫的文都帶“刺”,令人芒刺在背。如只喜歡“偏聽”,不愿意“兼聽”,“刺”在當政者眼里就會成為“投槍”、“匕首”,甚至“槍彈“、”轟天炮”,感到危懼,采取強硬措施。于是,歷朝歷代文字獄不斷,因言獲罪者,不知凡幾。太祖誓碑不管是真是假,都是一面鏡子,寄予著文人、讀書人對當政者的期待,也為當政者如何善待文人、讀書人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四
文人、讀書人如何自持,歷代論說頗多。大家最為嘮叨、反復標榜的,往往是“風骨”。
風骨一詞,出自《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篇未的“史臣論”:“赫連勃勃獯丑種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鏑,據(jù)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窺窬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睹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赫連勃勃,匈奴人氏,深得后秦皇帝姚興敬重、信任,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叛秦自立,自稱天王、大單于,建國大夏。義熙十四年(418年),即皇帝位。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去世,終年四十五歲。元嘉八年(431年),大夏被北魏所滅。文中之“宋祖”,不是宋太祖趙匡胤,而是取東晉而立的南朝宋之宋高祖劉裕。盡管“史臣論”表達的是《晉書》作者房玄齡等站在中原漢人立場上的評論,但其卻也不得不承認匈奴人赫連勃勃之“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可見,開朝建國者,多為奇器,非同一般。
據(jù)《漢典》解釋:風骨,既指“頑強的風度、氣質”,又指“寫字、作畫或作文的風格有個性、有力量”。文人、讀書人的風骨,是指他們身上具有的頑強風度、氣質和獨特個性、力量。說文人、讀書人有風骨,對他們是一種很高的褒獎。只是,風骨并不是所有文人、讀書人都具備的。遍觀古今,真正有風骨的,并不多。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里,有則故事:“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M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竽赍岣臑椤従场?。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逼鋵崳琅c境并無本質不同,亦無褒貶之別,屢屢受契丹欺辱的宋真宗只是借“壤”發(fā)飆,在筆頭上泄泄憤、悄悄罵罵契丹而已。不想,楊大年卻當了真。這個楊大年,雖自視甚高,“不能商量”,有敝帚自珍之嫌,但在我看來,卻算是有風骨的文人、讀書人。
最有風骨的,或許要算魏晉時期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他們不拘禮節(jié)、寄身山野、放浪形骸、狂放不羈的種種特立獨行,為后世所津津樂道,自有一番前無古人、后乏來者的氣概。讀《世說新語》,那些簡短精練的故事,故事里睿智雋永的語錄,語錄里意蘊無窮的寓意,在今天依然適用,依然能引起許多共鳴。超越“士為知己者死”,獨立自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視名利為糞土,或許就是魏晉名士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文人、讀書人,在今天或可稱為知識分子。他們的所作所為,或許會帶動社會風氣。如果所有的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都能風骨凜凜,敢言敢為,不像梁周翰那樣汲汲矻矻于名利、諂媚于上、嚴暴于下,而像楊大年那樣自尊自傲,不與皇帝“通商量”,有自己的“氣性”,社會風氣或許便會更加清朗爽利,更加風清云淡,更加天高地遠、天寬地闊。
竹林七賢的狂放不羈,《丹鳳門賦》的梁周翰之汲汲矻矻于名利,匈奴人赫連勃勃之“器識高爽,風骨魁奇”,讀來心有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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