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讀者》第三期有一篇文章《直面低薪時代》。文中寫道：“如今一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1月可以拿到多少錢？”
　　 據當時北大對高校畢業(yè)生起薪的調查資料顯示，畢業(yè)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2000元的占45?5%，2001—3000元以上的占4?1%，平均月收入為1550?7元。但經過3個月的試用期后，月薪都有所增加。在長沙舉行的一次大型招聘會上，有記者隨機采訪，對月薪要求800—1000元的占80%左右，只有極少一部分把自己的月薪定位為3000—4000元。
　　 那時，本科畢業(yè)生見習期間的最低工資600元并不少見。就是在廣州，招聘企業(yè)以800元左右的起薪招聘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作者驚呼：當一個大學生的身價被等同于一個小保姆的時候，“天之驕子”的光環(huán)早已褪去。這就是如今的低薪時代。
　　 看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所經歷的那個低薪時代。說起來恐怕現在的年輕人不信，1955年我初中畢業(yè)，在一家鄉(xiāng)村供銷社當售貨員，月薪只有18元；1964年我大學畢業(yè)，北京地區(qū)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轉正，月薪56元。56元的月薪我一拿就是15年，直到1980年，我才長了1級工資6元，月薪為62元。1992年我退休時月薪已達到201元。當然，現在水漲船高，如今我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國家“一窮二白”，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國家財政還拿不出更多的錢給職工發(fā)工資。記得1952年上初中時，我的助學金是以小米計算的，每月17斤小米，折合人民幣1元3角6分，夠我半個月的伙食費。
　　 1955年我參加了工作，每月雖說只有18元的工資，但我非常滿意，因為我能自食其力了，而且每月除了伙食費還有結余，不時還可以給家里添點食品、衣物。但那時我看中的不是錢，而是未來的發(fā)展前途。1956年，在我將要由合同工轉成正式工，月薪也由18元增加到36元時，我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升學機會。我想：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于是我辭職升學。經過8年的刻苦學習，我終于大學畢業(yè)，月薪雖說56元，現在看來是低薪，可在那時卻算是“高薪”了，我成了農村人人羨慕的“來源戶”，即有工資收入的家庭。
　　 上個世紀大學生畢業(yè)生的工資雖然很低，但物價穩(wěn)定，所以生活并不覺得很苦。由于工資低，那時艱苦樸素成為時尚，勤儉節(jié)約最光榮。我大學畢業(yè)后，一條棉被用了十幾年，衣服也是十幾年不更新，“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是那時人們衣著和勤儉生活的真實寫照。那時，我每月的生活開支控制在20余元，剩下的錢全部寄給父母貼補家用。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國家的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職工的工資不斷提高。不過，那時長1級工資，低的只有5、6元，高的不過14、5元，即使如此，每次長工資，大家像過節(jié)似地歡天喜地。20世紀末期，知識分子的待遇大大提高，幾乎年年長工資，1992年我退休時，月工資雖然只有201元，由于我養(yǎng)成了節(jié)約的習慣，工資一有結余，我就存入銀行，日積月累，到了2000年，我也成了萬元戶啦（指存款）。
　　 我是上個世紀60年代畢業(yè)的大學生，現在的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相當于現在的大學畢業(yè)生工作1、2年后的月薪。只因我們艱苦樸素慣了，所以生活并不感到苦，反倒覺得相當富有。量入而出、富有而不奢侈是我的生活準則，所以，低薪年代的我，時時刻刻有一種優(yōu)越感，我和同齡人比，還算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我常常對黨和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懷有報恩的思想，所以勤奮工作，樂以忘憂，年既老而志不衰，總想為國家和人民多做點貢獻，以報效我們偉大的祖國。
　　
　　 201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