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一位讀者，做一個絕妙的讀者，這是普魯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魯斯特走向一個著名作家的歷程是，以成為讀者、與作家對話為開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堅持認為“思想就本質來說是對話性的”。我注意到一點，我的批評有我的選擇。我選擇那些令我怦然心動的作家，并與他們對話。我只是一個讀者，我有權利喜歡那些高尚而虔誠的將文學視為事業(yè)的作家。喜歡本身就是一種情感選擇，而選擇，在斯達爾夫人看來，是一種欽佩，一種認識，一種被情感支撐、照亮、甚至引導的認識。我所選擇的作家，他們確實有一種能將我的感覺化為認識的能力，是這些作家引導我認識了中國當代文學，也是他們引導我認識了世界文學。我在他們的靈魂中散步，但更重要的是讓我的靈魂在他們的靈魂中棲止。
　　 這就是說，雖然我的閱讀現(xiàn)在還處于更多的對作家的認同與判斷的境界，雖然我是個情緒化的人，并不愿意從我很喜歡的作家身上尋找出什么不足來。對我來說，閱讀使我快樂。當然，這種快樂，是閱讀的心理狀態(tài)。為什么快樂，還是如斯達爾夫人所說的，“是因為這些著作對不知不覺制約著我們的那些痛苦和回憶作出了回答?！蔽矣谑蔷陀X得我與這些作品有著莫大的聯(lián)系。同樣我也覺得，這些作品如果與我失之交臂，那將是作家與我的雙重遺憾。批評對我來說，是一次感性經(jīng)驗的把握。雖然我明知這種批評有種局限，但我相信，我走在作家與我的情感經(jīng)驗兩者之間的理性走道上。我們在情感的兩端進行著理性的交流。這就是我與他們的對話基礎，也同樣是我的另一種閱讀方式。
　　 情感是無法提升到理性層面的，但情感的選擇多么鮮明，情感的力量是多么的執(zhí)著！
　　 因為有這樣的閱讀，我于是覺得我的批評不會出問題。我堅信，這仍然是一種閱讀！
　　 關于書名，我想稍作一點解釋。
　　 在與這些作家進行對話時，我讀到了日內瓦學派的重要著作《批評意識》。這是一部日內瓦學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
　　 我對喬治·布萊的這本書，可以說是一見鐘情。這本書，我在閱讀過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為有了這種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發(fā)現(xiàn)了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僅僅因為它的認同、重逢、選擇、接近等重要的關鍵詞構成了這一批評流派的讓人流連忘返的景觀，更重要的是夏爾·杜波斯這個人，他完全將我鎮(zhèn)住了。我原先準備用他的論文集題目《接近》來作我這本書的題目的，可是后來，我選擇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話中的“經(jīng)過和穿越”作了我這本書的題目。那句著名的話是這樣說的：“人的確是個場所，僅僅是個場所，精神之流從那里經(jīng)過和穿越?！?br />　　 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經(jīng)過了那難忘的談話后在他著名的《日記》中寫下的一句話。
　　 現(xiàn)在，我覺得，我與這些作家對話后也有了這種感覺。在這里，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說的，我只不過是那個人，他在那兒就是為了思想猝然來到他身上，并且從那兒經(jīng)過……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總體，不是思想的創(chuàng)造中心，它僅僅是思想通過的地方。我在與作家們對話之后，我無論算是一位批評家，還是作為一位讀者，我覺得作家們的精神之流經(jīng)過了我穿越了我，我作為一條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們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過然后來到你的面前。
　　 現(xiàn)在，我按照與作家們對話的時間先后，編次成一本書，獻給廣大讀者同時也就教于廣大讀者。
　　
　　 二
　　 幾年來，我與國內十幾個著名作家進行了大大小小數(shù)十次對話。我的讀者看著我一步步地從一個文學評論的門外漢走到了現(xiàn)在，那么多的作家也從過去的陌路人成為我現(xiàn)在的作家朋友。我說過，我如果定位自己是一個作家的話，我努力做一個作家們喜歡的作家。當然，行年四十歲的我，則越來越清楚地知道，我的對話精神，是從做一個真正的讀者開始培養(yǎng)的。
　　 回憶第一次與著名作家畢飛宇的對話《我們是一條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這句話正好成了某種象征，我與我的作家朋友們是同一條船上的。將他們在創(chuàng)作偉大作品時的所想所思激發(fā)出來并通過對話這種方式呈現(xiàn)出來，我覺得比起我寫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閱讀北村、劉震云、海男、蘇童等作家時的閱讀心境，也記得當時因為閱讀而揚起的我也能寫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偉大的一流作品的寫作因為一次次與作家的對話而擱淺，偶爾我會在中夜，一人獨對電腦時會產(chǎn)生一種復雜的難以言說的落寞情懷。但一想到我也許是在做著一種有利于文壇的建設性的工作，便又將那種情懷悄然藏起，同時打開一個作家的作品，以兩個月為一個周期，讀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關于這個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評論并認真研讀，然后擬好對話提綱，然后撥通對方的電話，然后在電流中進行交流，身旁的三洋錄音機則永遠以那種速度旋轉，忠實記錄下我與作家們的一次次對話……
　　 歷數(shù)一下，我已經(jīng)完成了與以下作家的對話：畢飛宇、葉兆言、刁斗、北村、閻連科、紅柯、李修文、蘇童、范小青、劉震云、海男、方方、荊歌、林白、艾偉、張者……
　　 在這些作家對話中，與畢飛宇的對話反復被轉載，與范小青、閻連科、北村、蘇童的對話也先后被一些刊物、書籍或網(wǎng)站轉載，與劉震云、方方的對話，先后被《新民晚報》評為當月期刊最佳專欄文章，至于這些對話為多少當代文學研究學者所摘引，則是我所無法統(tǒng)計的了。
　　 我覺得我做對話的第一愿望是實現(xiàn)了：為研究者們提供第一手的資料，為讀者呈現(xiàn)作家寫作時的心境與思緒……
　　 在與這些作家的對話中，我清晰地觸摸到對方的生命的律動，體會到了他們對文學的那種圣徒般的情懷，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們對時代的把握，他們的愛與恨，他們感與思，他們的寫作現(xiàn)狀，他們的寫作宏圖……
　　 當然，在與這些作家的對話過程中，我自己也同樣歷經(jīng)了一些非常細膩而生動的心理歷程。
　　
　　 三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個中學語文教師，文學評論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強項。我只是在語文教學之余才閱讀一些文學作品，同時也寫一些在我認為是小說的作品。語文教學是一個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兒，教學任務的繁重，應試的壓力，使這項本應為精神活動的活動變成了一種機械的運作，我當初的寫作完全是出于一種害怕與恐懼，因擔心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某種教育機制下的工具而開始了我的閱讀與寫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種原則在進行著我的閱讀與寫作，那就是厚積薄發(fā)。所以，我的閱讀面廣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難統(tǒng)計我一年的閱讀量了。我所能明確計算的是，劉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鄉(xiāng)面和花朵》有二百萬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閱讀量應該是在一千萬字以上。這里面還不包括文學理論著作的研讀與教育教學論著的閱讀。為了使自己文學理論方面的學養(yǎng)達到與作家對話的高度，我每一個階段規(guī)定自己必須讀完一本理論著作。譬如，我在《批評意識》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內瓦學派的理論與貢獻的書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這是一種耐力的考驗，也是一種對話中的抗衡。這種比閱讀作家要難上百倍的閱讀，有時會使一個寫作者望而卻步。但是我走過來了。當然，這種閱讀完全是隨緣性的，因為沒有讀碩與讀博的經(jīng)歷，沒有任何人給予我指導，這種閱讀，我自認為到現(xiàn)在為止仍然只是一種沒有系統(tǒng)性與計劃性的閱讀。這方面的書也很難購買，我只是在不為任何目的逛書店時收獲一兩本這樣的著作?，F(xiàn)在我手頭正在閱讀的是《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文學的哲學》和《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
　　 我發(fā)覺身邊的對話者正越來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種孤獨與寂寞中撫摸著自己讀過的書。我打開那些灑滿我心跡的書頁，像與老朋友一起連流。我讀過的書頁上，很少沒有留下我的字跡的。一位學者看過我讀過的書，感嘆地說，在我們高教界也已經(jīng)很少有這樣的閱讀者了。他撫摸著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筆記的書頁，眼睛里晶瑩閃亮，在那時候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但我又何嘗不知我的這種閱讀可能仍然非常膚淺，譬如閱讀巴赫金，我知道那一本薄薄的《巴赫金：對話與狂歡》一定難以支撐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見過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書店里我望著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過一陣悸動，書生的窮酸，既不能讓我全部購下這套大著，而一個中學教師的業(yè)余時間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閱讀完巴赫金是一個什么樣的了不起的工程。
　　 所以，有時倒是有意回避那條艱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與作家們的對話中，我又必須是從那條路走過來的。
　　 我怎么辦？
　　 我又記起做完畢飛宇的對話接手做葉兆言對話的情景。
　　 雖然那篇與畢飛宇的對話為我在對話界贏得了非常好的聲譽，但我知道，下面的路非常艱難。畢氏作品，因為相同的文化背景與成長背景，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不憚于與畢飛宇對話，但葉兆言是名滿天下的大作家，我知道我的心理對抗力是不足以承受與他面對面的。如果在電話里與他交談，我想可能會有好的效果，可偏偏《莽原》的執(zhí)行主編李洱親自到南京為我聯(lián)系了葉兆言，然后打電話給我讓我到南京與這位作家面對面地坐下來進行對話。
　　 葉兆言現(xiàn)在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了，但在當時，他不肯給我寄書。我在一個新落成的學校工作，那所學校的圖書館建設還在初期，館藏量顯然是不足的。我只能從網(wǎng)上將葉氏的作品下載下來，然后打印好。但遺憾的是，那些網(wǎng)上的作品大都是他初期的作品。我只得回蘇北老家一趟，將自己過去訂的雜志翻箱倒柜地全搬了出來，一篇篇地翻檢，終于找到了一些葉氏比較重要的作品。可是對話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了兆言先生也許并沒有與我對話的興趣。其時他有一本與余斌的對話大著正要出版，他也沒有想到我會針對作品發(fā)問。在我的想法里，一個作家之所以能站得住，是因為他站在他的作品里?？上У氖?，在對話的過程中，葉氏對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經(jīng)無法回憶起來了。一些作品的細節(jié)，他更是難以牢記。對話做出來后，我不是很滿意，葉兆言也不是很滿意，李洱同樣不是很滿意。三易其稿后，勉強通過了終審。
　　 我記得當時坐在葉兆言家客廳里的情形，面對葉兆言和他滿室的書，我心里惴惴的。當時葉氏一家人全在，女兒葉子在書房里，葉夫人在客廳里偶爾會走來走去。在面對我的一些富有挑戰(zhàn)性的提問時，葉氏有時會因為思考而對他的夫人非常煩惱地責怪一兩聲，這又讓我覺得非常尷尬。
　　 從那以后，我再不與作家們面對面交流，我知道那種情境下我無法面對一種心理的挑戰(zhàn)，也無法產(chǎn)生一種對話的對抗性。從那以后，我只與作家們在電話里交流。即使在后來與刁斗對話時，刁斗認為這樣的對話方式?jīng)]有了那種四目相對的會心與會意，我也還是沒有走到刁斗的對面。當然，從實際情況出發(fā)，我也不可能去到東北，既無法請到那么多天的假，也覺得為完成一篇對話而搞得興師動眾不是太值得。所幸，那篇《典型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被作家認可了，被刊物認可了，也被我認可了。
　　
　　 四
　　 說實在的，坐在葉兆言對面的時候，我無法確認我的身份。我當時既不敢狂妄到認為自己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但又非常不情愿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F(xiàn)在想起來，我其實沒有能跨越過一種心理上的溝坎，直到與作家刁斗的對話成功，我才算走過一道也許是我自己為自己預設的第一道溝坎，我走過來了。刁斗對我的閱讀是滿意的。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優(yōu)秀的讀者，我也因此與刁斗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直到現(xiàn)在，我都會在完成一篇對話后與刁斗聯(lián)系，告訴他我又與誰誰完成了一次對話。記得與紅柯對話完成后，刁斗表揚我說：“不簡單啊，能聽懂紅柯的陜西話就是非常不簡單的。他們在與紅柯交往時，總是看著紅柯的嘴形，判斷紅柯在說什么，而你是在電話里聽紅柯說話，然后整理出對話，委實不易！”
　　 其實，讀刁斗何嘗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種人稱視角的轉換對一個普通讀者來說，是一種多么大的挑戰(zhàn)啊！
　　 刁斗也好，紅柯也好，李修文也好，這些作家，都像我的朋友一般地與我對話，我在沒有任何心理壓力的情形下完成了與他們的對話。
　　 葉兆言之后，我繼續(xù)要面對的難度與高度是北村。北村是一個教徒，他的作品充滿了一個教徒的文學精神，有時候你如果不經(jīng)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講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說起過北村經(jīng)常講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這個“他”的所指。在與北村對話時，他的名作《周漁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編成電影《周漁的火車》。他的行蹤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個謎一樣的讓人難以捉摸。但還好，我終于找到他了，我終于發(fā)現(xiàn)他了，我終于鎖定他了。北村，康洪，當代文學中著名的先鋒作家，當我完成了與他的對話后，我松了一口氣，橫亙在我們之間的耶穌終于沒有形成難度，我越過了這個高度。
　　 在與閻連科的對話過程中有一個小插曲，這則小插曲，差點成為我與閻連科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