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上次來大慶還是六年前的事。
　　 從我成家到現(xiàn)在，父親攏共來過我這四五回。
　　 1992年的年底我結(jié)婚，因為路途遠，父母沒有來。轉(zhuǎn)了年，媳婦懷孕不到兩個月，父親得了消息，和母親坐了一天一宿的硬座趕過來，除了大包小包外，還帶了兩只浸水壇，父親手里拎的大一號，母親抱的小一號。
　　 父親跟母親交待，“酸兒辣女”。小號的做泡辣椒，東北媳婦，吃不慣辣子；大號的腌酸黃瓜、酸豆角，多摻雜些蕌頭。
　　 父親的用意，天知道。
　　 我調(diào)侃入黨多年的父親：“一顆紅心兩手準備”，這回咋啦？“馬列主義不馬自己，專馬別人”。
　　 父親沒話說。父親喜歡男孩。
　　 父親來大慶后，去過好幾次市場，找蕌頭，找不到。父親口音重，跟人連比帶劃，也沒說明白。人家丟了幾瓣大蒜頭給他，父親直搖頭。父親悻悻地跟我說：下次再給你哥打電話，記得讓他郵兩壇子湖南平江的蕌頭來。
　　 我們那地方，大姑娘、小媳婦都喜歡嚼蕌頭，嘎吱嘎吱響，酸，開胃。
　　 待產(chǎn)的日子里，父親和母親每天都出去溜達，忙里偷閑。上午順龍鳳大街往西走，是采油二廠，有不少干活的“磕頭機”，父親不明白油是怎么從幾千米深的地下開采到地面的；下午倆人又去油田電廠的工地轉(zhuǎn)了轉(zhuǎn)。每次去，父親在前，母親拖后，方圓六七公里，來回兩個多小時。父親不敢往遠里去，母親惦記著給媳婦做飯。
　　 這一年，父親和母親在大慶住了一年半。
　　 兒子才冒話，父親抱孩子回老家。臨走，我托人買了兩張臥鋪塞給父親。兩張票不在一起，中間隔了好幾節(jié)車廂。父親把行李和孩子歸置在一起，仨人擠一張鋪回的家。
　　 父親第二次來，兒子才一歲多點，正學話。父親成天價跟著兒子屁股在樓區(qū)跑，兒子跑哪，父親就跟在哪，倆人寸步不離。小區(qū)的人都認識我這個只會說南方話的父親。
　　 周未領(lǐng)孩子去公園，兒子騎在父親的后脖梗上撒歡兒。我好幾次要替換父親，兒子黏在父親身上，不肯下來。那個時候，父親五十三四歲，比我現(xiàn)在才大一兩歲，父親有一把子力氣。
　　 兒子跟父親比我親，滿口的湖南腔腔。媳婦跟我置氣，我拿父親沒辦法，總不至于逼著父親再回到課堂上，說一口流利的“塑料”普通話。我嘻皮笑臉跟媳婦說，兒子多學會一門“外語”也是好事。
　　 父親后來又來過幾次大慶，每次住的時間都不長。父親養(yǎng)成了習慣：在家時，父親想東北的二孫子，在我這，又放不下家里邊的大孫子。按父親的說法，這些年，父親沒少給鐵道部做貢獻。
　　 說到“貢獻”，父親一直有一個心結(jié)?！肮I(yè)學大慶，農(nóng)業(yè)學大寨”。父親是那個年代的人，想去“王進喜同志紀念館”看一看。父親年輕時，“先進工作者”的獎狀貼滿了墻，比起“鐵人”，父親覺得自己相差甚遠。九十年代，紀念館在紅崗，坐車不方便，加上工作忙，父親的要求一直沒有落實。
　　 2011年的冬天，兒子高考的前一年，父親、母親攙扶著來大慶。在車廂門口，我看父親比早先又蒼老了許多。手套、圍脖、大棉鞋，父親“武裝”到了牙齒 。父親的棉帽壓得很低，只露出兩只小眼睛。父親身上還裹了件我結(jié)婚時穿的呢子大衣，父親說兒子的大衣實成、壓風。
　　 父親因為腦血栓，這次出門，沒少遭罪?；疖嚨竭_北京時，晚點兩個小時，父親、母親擔心趕不上下午來東北的火車。北京老站到西客站，二三十里地，對于父親來說，無異于“兩萬五千里長征”。多虧了北京的汪小潔，派人把車開進了月臺，一道上倆個大小伙子架著父親走，差點把父親“折騰”散了架。那一天，汪同學還發(fā)著三十九度的高燒。前年春節(jié)我回岳陽，父親還在念叨京城的“小汪”。
　　 到大慶的第二天，父親“勿忘初心”，舊事重提，讓我領(lǐng)他去參觀“鐵人展覽館”。進門登記，我把身份證掏出來給門衛(wèi)，父親攔住我，慢慢地從內(nèi)衣襟里摸出自己的身份證，鄭重地交到人家手上。父親說，他也是有身份的人。
　　 父親跟在參觀的人群后邊，鐵人“端水打井”、“人拉肩扛”、“帶傷跳泥漿池壓井噴”的故事……，父親聽得格外認真。父親這一輩子很少照相。在鐵人雕像前，父親伸出手，上前摸了又摸，神情嚴肅。父親正了正領(lǐng)子，扯了扯袖口，破天荒地跟母親合了張影。父親說要帶回老家，顯擺給廠子里的幾個老哥哥看看。
　　 回來時，我蹲下來，準備背父親上樓，父親不讓?！斑@點困難跟鐵人比，芝麻粒兒大。”父親堅持說自己能行。母親在前面領(lǐng)，媳婦在一旁搭手，我在后邊拱著父親的身子，一步步往臺階上挪。父親說：這還真有點子“人拉肩扛”的味道。
　　 父親進屋，戳了戳拐杖，震得樓板有了動靜。父親說：“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父親還知道“三老四嚴”。那幾天，父親說起話來，一套套兒的，上綱上線。在母親面前，儼然一副老師的模樣。
　　 兒子晚自習回來，父親跟兒子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考回湖南，到爺爺家打“牙祭”。說得兒子跟打了雞血一般，連著好幾個晚上，學到了后半夜。
　　 這幾年，父親出門更加吃力，下樓的次數(shù)少得可憐，每天只是在樓上陽臺轉(zhuǎn)轉(zhuǎn)圈子。吃完飯，吧嗒吧嗒幾口煙，父親偎在沙發(fā)上，一個人有一搭沒一搭地看電視。睡了看，看了睡。國家大事，父親歷來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父親看電視看得最多的是中央四臺，伊拉克、敘利亞，“人腦袋打成狗腦袋”，父親懶得管，父親只關(guān)心“臺灣問題”；父親有時候也光顧黑龍江衛(wèi)視。有了大慶新聞，父親一條條攢在一起，留著我給他打電話時，跟我“匯報”。
　　 我正式邀請父親：這兩天，習大大在美國作國事訪問，嗯也么子時候來大慶視察下。電話那頭，父親先是不停地咳，咳嗽完了，父親說：“怕是這一輩子再也難得來嘍！”父親說這話時，好像不是在說他自己，聽不出傷感的情緒來。
　　 “好漢不提當年勇”，父親像是一棵掉光了葉的葡萄樹，老氣橫秋。再讓父親象頭些年一樣，坐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來我這，父親會吃不消。我試著寬慰父親：下次再來，就得坐飛機，長沙到大慶，用不上三個小時哩。
　　 我嘴上說得倒是輕巧，心里終究底氣不足——父親走路邁不開腿，哪能過得了安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