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一向逛書市，映入眼簾的是一摞一摞裝幀精美金光燦爛的文學書藉，門前卻不見幾個顧客問津。此刻，腦子里沒來由地涌出一個人：王小波。回家路上一直在思考這個人物，當晚便寫下了這篇不成文的東西。
　　 王小波已經(jīng)故去多年了。近幾年來，沉寂的中國權威文壇或是業(yè)余文壇為紀念王小波不時掀起過大大小小的波瀾，構(gòu)成了一種王小波熱議的亮麗風景線：有的著文緬懷小波的英年早逝，嘆惜若干年后諾貝爾文學獎少了一位有力的中國競爭者；有的“舊話重題”，憤慨小波生時文壇對他的冷落。仿如一幅很熱鬧而又形態(tài)各異的“清明上河圖”，讓人覺得不由自主有“進入”探究的必要。應該感到慚愧的是，當年雖與王小波同屬“知青兵團”的我，迄今僅讀了他的一部《黃金時代》及一些零散的隨筆，似乎沒有資格在這里說三道四，妄評小波文章。然而同為那個年代生活的人，總覺得心里有話要說，這即是人們常說的：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也。
　　 我想說的是：王小波在為誰寫作？這話一經(jīng)說出便會令人掩嘴而笑，迂執(zhí)，落伍啊。用時下的新潮作家的話：文字反映我的生命，我為自己寫作；用“另外”一些人的口吻：提出這樣的問題，必須上綱上線，你還想對創(chuàng)作自由進行粗暴的干涉？你還想用功利主義的繩索捆綁文學的手腳和詩神振動的羽翼嗎？應該說這樣的詰問是毫無道理的。我在想：如果中國的文學繼續(xù)讓某些人無限拔高成為某些狹隘的集團利益服務，如果“為誰寫作”的訴求不受人道主義的制約，如果文學不能真切地反映一個歷史時期存在的人類苦難的歷程，那么，這種民族文學非但難以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必然罹受巨大的災難。
　　 我們必須來看看王小波在為誰寫作。
　　 王小波在《黃金時代》這部小說中，描寫的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那場風起云涌的“知青運動”中所發(fā)生的故事。無庸諱言，歷史上的知青運動的產(chǎn)生和結(jié)局并未如某位政治領袖所言中：農(nóng)村是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為的。這場運動最終讓近二千萬男女青年及其他們的家庭陷入了悲慘的境地，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場難以言說的“青年運動”。小說并未向讀者提供什么令人激動的廣闊歷史畫面，而是濃縮為“小二”和“陳清揚”之間的故事，演繹成當年知青生活的一個斷面。
　　 即便是故事，也并未讓人讀到那種有著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充滿悲情色彩的知青男女愛情，而是以冷峻的白描及稍嫌繁瑣的語言敘述了他們圍繞著“破鞋”陳清楊和小二的幾次“做愛”交往而展開的生活場景，實錄下當年都市少男少女下到農(nóng)村后的悲慘景況。在這里，曾經(jīng)的北醫(yī)大高材生陳清揚，在這荒蕪貧瘠的西南山村已成追著人辯白自己清白的“破鞋”；在這里，高知家庭出身的小二已無緣學習文化知識，他的精力被消蝕在對陳清揚“乳房不下垂且高聳，所以你就是破鞋”的探究中；在這里，本應是青春活力四射潛心求學的少男少女，卻成了四處滋事尋釁的群氓；在這里，少男少女美好的那種愛情萌動，成了男女之間僅僅為了滿足情欲的私通茍合。當年的少男少女遭遇了一個怎樣窒息的年代？這是一個怎樣悲慘的世界？
　　 然而這部小說發(fā)表伊始，卻遭遇到了文壇的冷落，中國的批評界對王小波似乎不屑于置評，不見一字。近幾年卻經(jīng)常見有關“王小波寫性的人道性”之類的文章紛至沓來，見諸報端雜志。斯人已逝，任爾評說。我認為王小波在為“自己”或是“幫助讀者”的寫作中，他不會是率性而為，而是有的放矢。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說：“小說修辭的終極問題，就是確定作家為誰寫作的問題。”在布斯看來，回答“為自己寫作”，還是“為需要幫助的讀者寫作”，絕對是風馬牛兩不相及的事，應該說兩種不同的回答必然會引導作家寫作不同的初衷和修辭策略，以達到兩種不同的修辭效果。布斯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為“自我”寫作的態(tài)度，反對追求“純形式”的文學。他認為文學應為“他人”寫作，應該讓自己的作品被“他人”所理解，應該努力將自己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成為“他人”普遍真正關心的價值。作家必須非常謙遜地尋找各種“最佳”的方法，以便使讀者接受他對那些主題的見解，同時懂得怎樣將他那往往舍棄自我的個人象征組成的遠見卓識轉(zhuǎn)化為基本上是公共的東西。
　　 我不認為王小波是個道德之神，他的文字的經(jīng)典性遠不能與世界級大師比肩，他至今也未創(chuàng)造出世界級的文學神話。他是以筆寫我心，以手書我思。他寧愿以平實的敘述顯露自己有可能遭到“非議道德丑陋”的一面，而不愿以突顯波濤的文字編造出什么悲情故事。顯然，他文學的指向在“舍棄自我”，他是在力求以真實的面貌示人，探究讀者真正關心的普遍價值。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自由天性，在他目睹那個年代的知青因各種因素被禁錮在貧瘠悲慘的境地所產(chǎn)生的那種憐憫，或是感同身受的痛苦，讓他敢于作為人發(fā)出了一種自由的呼喚，一種為爭取自由和解除苦難的抗爭。
　　 為此，他不能不選擇為“他人”寫作的態(tài)度，他不能不選擇為“他人”寫作的修辭策略。其實，在這時王小波的寫作初衷即便假定為“自我寫作”，但客觀上己不可抗拒地移向了為“他人”寫作的范疇。在這里，我大肆宣揚王小波是個極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也許會違背他寫作的初衷，但僅從他的一些驚世駭俗的散文隨筆來看，你必須承認這位作家從根本上講不是為自己而寫嘩眾取寵之作，不是為自己的虛榮心能得到一種廉價的滿足，不為取悅當代，不為那種渺小的沾沾自喜，而是以自己誠實的勞動給歷史一個厚重的展示：給那些曾經(jīng)生活在苦難中活著的或是已死去的知青兄弟姐妹有個交代，有所慰藉；對未來社會的發(fā)展有所總結(jié)，有所警示。
　　 時下，中國文壇外表看似熱鬧，時不時閃亮登場一些“驚天”之作，其實是一片虛幻和沉寂，給人以“門角彎里作揖自己恭喜自己”之感。說倒底，是那些熱衷于名利地位，實則是一些渺小的寫匠的“執(zhí)照”作家沒有人道情懷，沒有人類苦難意識，沒有底層意識而專事一些“打屁不沾腿”的時尚取寵之作。有人抱怨，世界級諾貝爾文學獎總是評選不公，難道偌大的中國就評不出一位？（總算有一位莫言了）我以為，一些中國作家什么時候不搞那種高蹈的個人主義，不搞玩弄技巧的形式主義，不玩頹廢的老莊主義的創(chuàng)作傾向，不趨炎附勢，敢于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多一點社會責任感，多一份同情和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小人物”的情懷，多關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境況和內(nèi)心感受，并有敢于為他們說話的精神，那么，中國作家獲取諾貝爾文學大獎的日子就會近了，當然，我和許多人一樣，并不認為諾獎是反映作家高下的絕對標準。
　　 真正的作家關心的是人，敘寫的是人在某種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內(nèi)心體驗。小說家的寫作目的，就是要通過有意味的情節(jié)事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幫助讀者認識社會，認識生活，向讀者間接地提供人生的經(jīng)驗和智慧，從而對讀者的人格成長和道德生活發(fā)生積極的影響。顯然，在探究王小波的作品時，人們會不由自主地為自己未生活在那樣的年代而感到慶幸，會為當年生活在惡劣環(huán)境中的那些人充滿同情，會為當年跋涉在苦難的泥濘中而堅強生活下去的人而感到由衷的欽佩。
　　 王小波這樣做了，為“他人”寫作的目的達到了。
　　 要全面地評價王小波的文章或是探究其寫作的初衷，等等，于今雖是己“蓋棺”卻無法“論定”的事。因為還要等待，還要等待歷史的風雨侵蝕，直至露出“原巖”的真相。在閱讀中，世間很多評論王小波的作品比較公允：率真而不窮究技巧，粗糙而贅言反復是小波為文的特點。這對筆者很多啟發(fā)，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小波的文章有一種靈動的內(nèi)蘊和激情的張揚，能夠?qū)⑸鲜鎏攸c溶于他的作品，幫助廣大的“他人”給予普遍的理解從而受到感染，這一點是很多中國作家不具備的。
　　 當代的文學圣殿己然轟然塌陷，正變成碩麗無比的大廢墟，一個充滿各式“垃圾”的世界。這個“垃圾”世界正需要高明而勤奮的巧手來清理，來重新建造。我呼喚這種“巧手”的到來。
　　 不知道我是否曲解了王小波，愿天堂里的小波諒解我的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