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歲
　　 這一年，我已經(jīng)認識很多字了，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六歲識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簡直是不屑一提的事；然而，在七十年前那個普遍文盲的時代，還是值得一書的。不客氣說，在我的玩伴中，還沒有一個能比上我的，包括出生于知書達禮之家的小毛子和小虎子。
　　 大概是夏天的一天吧，父親找來一張漢語拼音字母表，他踩著板凳，用粉筆抄在屋內的東大山墻上，并把每個字母用他那冀北土語的口音給我念了一遍，又告訴我兩個字母可以拼出一個漢字的發(fā)音。如果一個生字旁邊標著字母，你一拼，就知道這個字念什么了，這樣，靠拼音字母就能認識生字。最后他說：“我也不大明白，你‘個人’（就是‘自己’的意思）琢磨去吧?！睆拇?，我就成了自修生了。由于我父親的發(fā)音不準確，給我造成了誤導，有些字母到底應該念什么，讓我“琢磨”了好久好久，才完全“認識”了。你想，若把字母念錯了，還能正確地拼出漢字來嗎？隨后，我又發(fā)現(xiàn)，并不是絕對的兩個字母拼一個字，有的字只用一個字母就行，比如：“啊”字，只用“ㄚ”一個字母就可以拼出來，還有，ㄞ、ㄢ、ㄤ、ㄠ，都是一個字母就能拼一個字；它們與另外一個字母還能拼出另一個字來，比如，“包”字，用ㄅ和ㄠ拼在一起，“發(fā)”字用ㄈ和ㄚ拼在一起；而有的字卻需要三個字母連在一起才能拼出一個字來，比如：“刷”，需要ㄕㄨㄚ三個字母，等等；但是大多數(shù)的字是用兩個字母拼出來的。發(fā)現(xiàn)了這個“密碼”以后，很快，我就將拼音的規(guī)律熟練掌握了，于是，父親又給我弄來了一本半舊的字典，等于給我送來了一個文字寶庫，我的“識字量”突飛猛進起來。我的這一“聰慧”，博得了我父親那一圈朋友（都是區(qū)村干部）的盛贊，并得到了幾位“父友”的聯(lián)合獎勵──用報紙包著的一個郵包。里面是一只自來水筆、幾個筆記本和一個本夾子。這是他們當著我的面許了愿之后，讓我盼了好久，最后由村通信員給我送來的。
　　
　　 1955年8歲
　　 夏天過后，我上了小學。八歲上學，在那時也是年齡最小的。我報名上學的經(jīng)歷，在2010年寫了《報名》一文，里面情景，都是真的。我的一年級班主任老師叫蘇玉芝，是從外地調來的單身姑娘，借住在和她一起調來的同事魏永義老師家里，很不容易。蘇老師對我挺好，讓我當了第一批少先隊員。和我一起上學的同院玩伴劉覲墀（小虎子）也入隊了，而劉贊墀（小毛子）卻沒入上，其實小毛子也挺好的，就是太“蔫吧”了。我的性格也很懦弱，但是我特別聽老師的話，自然就博得了老師的好感。我上二年級的時候，換了班主任，蘇老師就轉走了，并在新的工作地結了婚，后來聽說她不幸病死了，只有三十歲左右。
　　
　　 1958年，11歲
　　 新中國建立以后，每年都有重大的決策出臺。但是，直接關聯(lián)到我這個小孩子的，應該從這一年的“除四害”運動起始。這年的2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除四害講衛(wèi)生的指示》。中央在指示的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專區(qū)都必須在今年上半年定出本區(qū)的除四害、講衛(wèi)生、消滅重要疾病的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并且必須按月按季對所屬單位的工作狀況加以檢查評比通報，以便表揚先進，督促落后。”共產黨的號召歷來是全民動員雷厲風行，而除四害這種活動我們小孩子也完全能夠參與，好么，我們小學生立刻就成了一支最活躍的力量。2005年我寫了《捉麻雀》一篇小文，記述了那場運動的一個小鏡頭，就算沒扔下一個空白吧。
　　 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的各項大躍進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激動之下，寫了一篇《在大躍進的年月里》，記錄了秋翻、搶收、吃食堂等幾個鏡頭。后來自己都感覺水平太一小般了，只好忍痛淘汰了，從中摘出來《抗旱》《送糧》兩個片段，留存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夢亦非煙》里。在這值得我一顯的是：從廢品中拔出來的這兩篇小作文，后來竟然在貴州名刊《山花》雜志上得以原樣照發(fā)。
　　
　　 1961年，14歲
　　 暑假之后，我小學畢業(yè)。9月7日，到坐落在榆樹臺鎮(zhèn)南端的梨樹縣第三中學報到。我在《為了那張畢業(yè)相》那篇文章里講述了告別小學時代的最后一次艱辛經(jīng)歷和能考入中學的不易。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說：“我們新發(fā)堡小學四十八名畢業(yè)生，考上了七個，七比一，這還是我們全公社各小學校考上最多的?！苯o我送這個喜訊通知的，是住在我家后院的劉志賢老師，我朝她叫大姐。劉老師是我的玩伴小虎子和小毛子的本家，并且還是他倆的晚輩。那天晚上，她來到我家，開口就問我：“書杰，你考得咋樣??？”我當時并沒有反應過來，乖乖地說：“有的答上了，有的沒答上?！蓖蝗?，劉大姐兩手抱著我的雙肩說：“大兄弟，我給你報喜來了，你考上了！”我雖沒像范進那么激動，但是，那夜我也失眠了。
　　 那個晚上，劉大姐在我家坐了很久，和我的父母談起了她和她弟弟劉志國在榆樹臺鎮(zhèn)梨樹三中艱苦的求學歷程。我在旁邊聽著，時而流著眼淚。
　　 那時候，我雖然很小，所謂少不更事，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維想象空間。那年，我們6月25日就離校了，到9月5日接到升學通知，那七十多天的等待是那么漫長，它不像以往的暑假，還沒呆夠就開學了，而這一次，還能不能再開學誰知道??？那時候，我的家里正窮得掉底，沒吃沒燒，我每天的任務就是帶著二弟三弟挖野菜，打青柴。我們的活動范圍基本是我們生產隊的地盤或稍擴大一點兒。東長壟子、高家房框子、山東墳、老林家房后、大碹墳、大彎壟、南大坑沿……這些用各種特征和標記命名的地方，都是我們征戰(zhàn)的戰(zhàn)場。在那寂靜的田野里，和那荒涼的壕埂上，一筐筐的野菜、一背背的青蒿，一天也不能停歇地運往家里。手里不停地忙活的時候，腦子里也在不停地信馬由韁。那也許，是我這一生中思想最放開的一個時期吧。我參加農社以后，我又重新在那些地方揮汗的時候，那些經(jīng)過學大寨運動已經(jīng)抹平了舊跡并更換了名字的地塊，總是還能勾起我對童年舊事的回想。
　　 中學的環(huán)境是我那小學母校無法相比的。寬敞明亮的磚瓦房教室（母校是破舊土房）、油漆木板的桌椅（母校的桌椅缺腿少橕，并且不夠用）、修剪得整整齊齊的榆樹墻（母校沒有圍墻，只有一棵掛著下課鐘的榆樹）、齊備的教具（母校只給老師發(fā)粉筆）、還有素質極高的老師（大多是因在城里消費不起，而自愿下放到小鎮(zhèn)的縣高中老師）。當然，中學的費用也是小學不能相比的。
　　 我家距學校足有二十里，開始是住宿在學校，糧食關系轉到學校，每月的伙食費是固定統(tǒng)一標準12元。就我們家的條件，根本就拿不起。班主任老師給我報請了困難補助，學校給批了第三等級，每月補助5元。但自己需付的7元錢仍然拿不起，正一籌莫展的時候，雪上加霜的變故又來了。正在榆樹臺鎮(zhèn)磚廠上班的父親，因對抗領導自以為是，被老賬新賬一起算，在這個年底，經(jīng)榆樹臺法庭（代表梨樹縣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戴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勞動管制四年，勒令卷鋪蓋回家。我的困難補助待遇隨即被取消，指標改批給滕景才同學。僥幸的是，我已經(jīng)得到的三個月的補助不用退回。無奈，我從住宿生改為走讀生。
　　 走讀也很難。離學校那么遠，連跑帶顛也得兩個小時，一天就得有將近四個小時搭在路上，本來肚里就沒食，能抗住這么消耗嗎？變走讀是在這年的年底，與我父親幾乎同時，他卷鋪蓋回家，我也卷鋪蓋回家。正值天短，剛亮天就到了應該到校的時間了，得起多大的早??？最讓我不忍心的是，母親每天都得半夜起來給我做早飯！走了不多日子，我就又改招了。仍回學校住宿（學校的大通鋪宿舍不收費），不在學校食堂用餐。
　　 學校食堂從1962年初起，也改制了，學生的糧食關系全部退回給本人本地，學生自己拿成品糧到食堂兌換餐券，然后，每頓吃多少自己掌握，另外再花錢買菜票。我也兌換了一點餐券，但是很少去食堂消費。
　　 娘給我縫了一個布袋子，每個周日返校的時候，就裝上一周的干糧──18個菜團子，每頓一個。一直堅持到畢業(yè)，也沒“改制”。
　　 雖然是一周的量，但是堆并不大，我也沒處存放，只能塞進我的課桌堂里。冬天無處蒸熱，夏天無處冷藏。冬天啃得渾身篩糠（教室里雖有火爐，每天早上生一會兒，但同學們都用來烤鞋墊，我無法用）；夏天一夜便餿，內起粘弦外長白毛，嚼得直惡心倒胃。如果現(xiàn)在拿來喂豬，豬都不會吃。這種生活，扣除寒暑假，我熬煉了足有二年，還挺好，竟然沒得胃病。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只有三篇作品追憶?！段彝盗送瑢W一張餅》，寫了同學；《老師留下了那把煙》，寫了老師；《最后一次離?！?，寫了學校。中心旨意是講述我的苦難，文字雖然不多，也記錄下了一個大貌。這三篇文章，都是我在泉眼嶺鄉(xiāng)電管站貢獻青春的時候寫的，隨后都在《吉林電力報》副刊上發(fā)表了。
　　
　　 1962年，15歲
　　 我們這一屆學生共招收了四個班，比以上兩屆還少了兩個班。我是一年四班37號。我們班的同學最多，最多時達58名。我們班主任是張巨有老師，他在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會上，跟大家說：“中學的老師跟小學不一樣，小學老師教你語文又教你算術的，就是你的班主任；而中學老師是各教一科，班主任也是只教一科。我教大家政治課。”我聽了還覺得挺遺憾的，可笑地想：怎么不教我們語文呢？──我太偏愛文科了。
　　 班級的“班子”初建之前，我代理了一階段小隊長，后來“完善機構”，我改任俄語課代表。雖然我的俄語成績全班數(shù)一，但我認為，課代表不一定非得用擅長本科的人不可，它的職責就是該科老師的聯(lián)系人，很簡單的。如果能讓我自己選擇，我倒愿意當語文課代表，因為我還是學校的板報通訊員，而教我們語文課的老師就是板報的編委，這不正好是一體嗎？
　　 上面的兩個角色并不值得我炫耀，其實，最使我懷戀的是學校圖書閱覽室的管理員這個差事。三年的校園時光，有兩年半五個學期我是在傾心地照看這個攤。主管這項工作的是總務處的陳信老師。在我之前，陳老師總是在二年級的女生中挑選一或兩位擔當此任，時長兩個學期。他這么挑選的道理是：第一，女生心細，比用男生放心；第二，二年級的學生處在中間，比一年級的熟悉情況，比三年級的學習壓力輕。這般考慮真是太對了，可是，這一年的那一天，陳老師偏偏發(fā)現(xiàn)了我，隨即就改變了他的用人取向。
　　 我在畢業(yè)離校八年以后，曾給陳老師寫過兩封“詩信”，都收錄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夢亦非煙》里。在第一封信里我回顧了當管理員的一些情景，我寫道：“當我第一次走到那里，望著里面不敢進去?！畞戆?，來看書吧！’您熱情地向我招呼。”這一節(jié)應該是發(fā)生在我最初住校的那三個月的時段里。自由活動的期間內我到處走，我要熟悉環(huán)境，這樣，我就撞到了閱覽室的門前?！皬拇司驮陂営[室里，消磨我的課余時間，可惜我讀書無有計劃，不求甚解只有貪婪?！边@大概就引起了陳老師對我的注意了吧？“這真是我夢中盼想的事，我當上了圖書管理員，您親手交給我一把鑰匙，接過來我把它掂了又掂?！边@就是一年級第二學期，也就是今年——1962年3月份起始的事了。
　　 閱覽室的開放時間是午飯后和晚飯后自由活動的那段時間，各約一小時。管理員的職責就是“看攤守攤”。吃過飯?zhí)崆耙稽c兒來開開門，閉館時把圖書整理一下，并且打掃一下衛(wèi)生。整完了，鎖上門，你還不能耽誤去教室上課上自習。干上這個，在自由活動時間內你就沒有機會做其他的自由活動了。
　　 為了不讓我因為吃飯而耽誤開門，陳老師給我簽發(fā)了一張“特條”：我憑它在餐廳打飯時可以不用排隊。當年在校生16個班六百多人，除去家住鎮(zhèn)里可以回家吃飯的，走讀生自己帶飯的，需在學校食堂就餐的學生有四百多人，曾經(jīng)有一次擁擠，把付飯口的燈泡子碰碎在飯鍋里。那可是“三年災害”時期呀，糧食極其珍貴，但是負責后勤的王化龍老師在猶豫片刻之后，果斷命令：把那一鍋飯挖坑埋掉！并且規(guī)定：以后開飯時由學生會的干部輪流維持秩序。
　　 可以想見，當我手持特條，大搖大擺地從那長長的買飯大隊旁邊走過去，直達打飯口，不管是誰維持秩序，都得給我放行，那個神氣，誰能比了？
　　 萬般可悲可嘆的是，我并沒有充分利用這個特條。我在前面說過了：我是自帶著野菜團子來求學的，雖然兜里也有幾張餐券，那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的。因為自帶菜團，我從來沒耽誤過給閱覽室開門，我是把菜團子拿到閱覽室，邊啃邊看書，邊等著同學們的到來的。
　　
　　 1964年，17歲
　　 這年夏天，我初中畢業(yè)，7月25日，我們舉行了畢業(yè)典禮，從此告別校門，我回鄉(xiāng)入社當了農民。在典禮的前三天，學校安排，照了全校和各班畢業(yè)生的合影，五十年后的2014年，我曾寫過一篇《我的一張畢業(yè)合影》的小文，追憶當年照相的情景。我的追憶，自然也是充滿了寒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