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的《東坡先生墓志銘》中有這樣一段話：“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边@段話的意思是，當初，蘇軾被下放到地方做官，看到有很多不關心和體恤老百姓的事情，但因為官小職微，初來乍到，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但也不敢熟視無睹，于是就通過用寫詩的辦法，來勸告和警示那些官員，以此希望有益于國事和地方政務的治理，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
　　 “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在蘇軾的墓志銘里并不占主要地位，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但其意義卻是非常深遠的。這句話，是對蘇軾文風的初步概括，也是蘇軾關于詩詞意義的一般結論。也可以說是蘇軾詩詞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即使是對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蘇軾生活于北宋建立將近百年的時候。相對來說，北宋的這一百年，算是一段以太平為主的歲月，不論是經(jīng)濟，還是文化，都有長足的發(fā)展。比其前朝的五代十國，宋朝的臣民，特別是中產(chǎn)的士大夫們，享受了更多社會穩(wěn)定繁榮帶來的紅利。社會承平日久，一些當時的社會精英們，便開始了歌舞升平、風花雪月的生活，似乎這繁榮便是永久的繁榮，這天下便是永久的天下。一大部分吃瓜的士子們蜂擁而上，竭盡能事，為皇家粉飾太平，為百姓灌輸皇恩。其實，危機已經(jīng)開始逼近，只不過這些精英們?yōu)榱俗约旱睦?，只愿意討好官家，不愿意正視危機，依舊一味地吹牛拍馬，推波助瀾，使得皇帝老兒也感到國家繁榮昌盛，皇權世代永固。后來的情況令人深思不已，這樣的生活又過了沒多久，大宋朝就被小金朝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到臨安偏安一偶去了，北宋從此滅亡。
　　 當初北宋安定下來之后，日子一天天好起來，反映在文學上，則表現(xiàn)為文學的侈靡浮艷和脫離社會現(xiàn)實，典型的代表是西昆派帶來的影響。西昆派是宋朝初期的一個詩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以楊億為首，成員都是朝廷的館閣文臣，相當于現(xiàn)在在編的，由國帑供奉的中國作協(xié)、美協(xié)、書協(xié)會員一類。在藝術上，這一派以挖掘和光大“古典藝術價值”為切入點，追求完美的具有藝術性的形式主義，寫出的詩詞音調(diào)響亮、辭藻華麗、聲律頓挫、對仗規(guī)整，極具藝術功底。但思想內(nèi)容貧乏空虛，脫離社會現(xiàn)實，缺乏真情實感。不但缺少對社會的警示、建設作用，也缺少對社會風氣的引導作用，反而對冷漠、虛無、浮艷、頹廢的社會風氣有著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
　　 因這文學藝術界的虛無奢靡，所以被歷代文學界的有識之士所詬病，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都是文學史上被批評的對象。不過近些年來，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西昆派的文學價值，出現(xiàn)了不少贊揚的聲音，這大概和共和國也已承平百年的經(jīng)歷有關。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國家一天比一天強盛，北面也沒有北宋當年虎視眈眈的金軍、遼軍、蒙古軍的覬覦，文學上自然要風情萬種，雪月情懷，詩以言恩，歌以詠德，文學的殿堂將被粉飾的莊重而華麗，那也是可以載入文學史冊的藝術成就。
　　 脫離社會實際的文學作品，從歐陽修開始就竭力反對，歐陽修倡導和領導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革的就是辭藻華麗、內(nèi)容虛浮的新。歐陽修之后，蘇軾接過了革新的大旗，終于使這種現(xiàn)象得到了較好的矯正，蘇軾也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面旗幟。
　　 文學應有的社會責任在蘇軾哪里體現(xiàn)得很是充分，這也是近千年來人們廣泛推崇蘇軾的原因之一，這和他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創(chuàng)作思想的指導之下，蘇軾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反映百姓疾苦、譴責貪官污吏、關心國家發(fā)展前途的作品。比如《荔枝嘆》，就是對唐玄宗、楊貴妃以及“爭新買寵”的當朝權貴李林甫等人的血淚控訴。在那樣的朝代，控訴前朝皇帝、貴妃和大臣，當然有警示當今皇帝、大臣的作用。在《許州西湖》中，他譴責當?shù)毓賳T不顧連年饑饉，百姓苦難，為了滿足自己春游需要，逼迫百姓開鑿人工湖的行為。在《贈王慶源》一詩中，他寫道：“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深情地贊揚這個為百姓做出了實事的縣令所保持的百姓本色。在《東坡》《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和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等詩里都表現(xiàn)了他對人民生活和生產(chǎn)的關心。“農(nóng)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叭A夷兩尊合，醉笑一歡同”“缺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這些詩詞的字里行間，無一不是詩人可貴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正因如此，蘇軾的詩詞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王安石和蘇軾是同時代人，二人政見不合，各持“變法”和“反變法”的立場，整整斗爭了一輩子。但是，二人關于文學的見解卻是驚人的相同。王安石不但強調(diào)，而且同樣擔負著文學的社會責任，幾乎每一篇詩文都具有社會屬性和意義。王安石的《商鞅》：“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視商鞅為楷模，借商鞅變法，來明王安石變法的志向。王安石的《兼并》更讓人看了驚而可敬，比岳飛的悲忿而無奈的《滿江紅》要勇敢得多：“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老百姓代代都是皇家的子孫，家中于公于私?jīng)]有額外的財產(chǎn)?；实郦毑贆啾?，就像北極星手里攥著北斗星一樣。國家收支全由皇帝決定，土地兼并就成了奸回不軌的行為。如果把奸回不軌之徒依法消滅掉，土地兼并這種罪惡也就不會自己產(chǎn)生了……用詩來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中國歷史上不止王安石一人，但敢于如此直白地痛訴，能有王安石如此膽量的就不多了，連蘇軾都差一籌。詩的社會責任在王安石這里顯示的再充分不過了。
　　 詩文辭藻華麗不是毛病，而且還是文人的資本和基本功。但是，華麗不能是前人華麗文辭的翻版，而應有華麗的情趣和意境，要有華麗的社會責任感。這大概是蘇軾“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吧。
　　
　　 202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