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水】一部不可多得,為社會底層女性發(fā)聲的古典名著(隨筆)
一
眾所周知,“三言二拍”,是出版于明末的五本白話短篇小說集。其中馮夢龍寫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與同時代人凌濛初寫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二拍”。
從這部脫離了宋元以來口頭說唱話本,而以閱讀形式述諸案牘的古典名著中,掘得寶藏,啟引思路,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作品,不能說汗牛充棟,但絕對可以說屢見不鮮。
早在1957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就根據(jù)《灌園叟晚逢仙女》改編成了故事片《秋翁遇仙記》,后來又由《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改編了曲劇電影《風雪配》。由《玉堂春落難逢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賣油郎獨占花魁》,分別改編的戲曲《玉堂春》《棒打薄情郎》《占花魁》等等,早已叫人目不暇給,眼花繚亂了。
影視劇作品中的故事,畢竟經(jīng)過今人編劇導演的二次創(chuàng)作加工,自不如原著純汁純味兒。而讀過原書的人,掩卷而思,就一定會發(fā)現(xiàn),“三言二拍”有相當多的篇章,主人公都是掙扎于社會底層的女性,其中還不乏淪落風塵的青樓女子。但在兩位老先生的筆下,她們卻被整塑得華麗轉(zhuǎn)身了。已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眼里,徒有柔弱的軀殼,只供欣賞的那種,楊柳細腰溜肩膀的病態(tài)仕女。而是賦予了她們喜怒哀樂,亦食人間煙火氣的內(nèi)涵,和豪壯不輸須眉的品格風骨。讀來似有種一呼即出的感覺。
三言二拍之所以開歷史先河,鮮見于此前任何一部古人之作,為底層女性,風塵女子不吝筆墨,張目發(fā)聲,筆者或有淺陋的一孔之見,與文友相析。
二
馮、凌兩位老先生,均有一雙能闊視社會廣角,洞徹人間百態(tài),如時下鏡頭一般的慧眼。而且亦具有精繪有如“清明上河圖”般長軸的工描細筆,這應該是這部名著成功的基礎。
回憶當年在學校課堂上的歷史課,老師在講明代的歷史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時,清楚地記得,自明朝中葉開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最富庶之地,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作為江南腹地蘇州人的馮夢龍,與生長于“湖絲衣天下”,被今人稱為世界絲綢文明發(fā)祥地之一的湖州人凌濛初,他們自然身處其中,親眼目睹,經(jīng)歷,見證了已經(jīng)發(fā)展至晚明的那一場潛移默化的社會變革。
大家都知道,明代與歷史上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樣,在“重農(nóng)抑商”,鄙視商賈這一點上,是一以貫之的。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區(qū),絲織業(yè)取得了長足發(fā)展。原本只能稱為小門小戶的農(nóng)家副業(yè)經(jīng)營,開始喧賓奪主,逐步由副轉(zhuǎn)主了。先是向家庭手工業(yè)轉(zhuǎn)化,出現(xiàn)了家庭專業(yè)紡織戶,進而又上層樓,朝專業(yè)化和市場化邁進。這無疑使那種傳統(tǒng)的“男耕女織”封建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體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物質(zhì)的誘惑,使離開了土地,以出賣雇傭勞動力為主要生計的“打工”一族,快速增長。竊以為,可能就像前些年離開土地,而去城里打工的農(nóng)民工一樣,趨之若鶩。
絲織業(yè)和棉織業(yè)的發(fā)展,吸納了涌入社會的大批勞動力。而產(chǎn)品的劇速增長,又催生了商品流通貿(mào)易的繁盛。彼時,被一直壓抑著的商人,由于完成了資本的早期積累,腰包陡鼓,錢大氣粗,于是便大搖大擺,成了進入社會消費的主體。
子曰:“君子好色不淫。”可那些招搖于市,流連于花街柳巷,豪擲千金的商人們,對于孔夫子這一早有的教誨,不啻于鴨子聽雷。酒足飯飽之余,勾欄別院,偎紅倚翠,自然成了他們尋歡作樂的消費常態(tài)。
同樣,發(fā)生于柳陌青樓,浸潤著風塵女的血淚,與商賈們恣意蹂躪,凌辱于弱者的故事,也成為了晚明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個主要部分,每天都在以各種不完全一樣的情節(jié)重復上演。
馮夢龍、凌濛初兩位老先生,面對身邊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社會現(xiàn)象,焉能默默不聞,無動于衷!于是便把慧眼視角,和手中既如椽檁,又纖細若針之筆,探入了這個領域。遴選題材,編纂故事,就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三言二拍,立足于社會大背景,為被輕賤侮辱的社會底層女性,奮筆疾書的一個主客觀的必然之舉。
三
三言二拍,之所以寫出了那么多精彩的底層社會的弱勢女性和風塵女子,而且使她們一改舊時裳,以鮮亮豐滿的形象躍升于各篇小說的主人公,這與他們在價值觀人生觀的角度,對這一部分社會底層女性的不幸遭遇,生發(fā)和寄予了深切同情,當緊密相關。
比如把發(fā)生于靖康國變,高宗泥馬渡江宋代的傳奇,拿到明代,以明人的價值觀,來演繹撰寫的《賣油郎獨占花魁》,還有為明代本朝名妓作傳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以及寫乞丐“花子頭兒”之女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題材的一系列小說,都堪稱膾炙人口,精彩無二。
莘瑤琴在靖康南逃途中,被無賴鄰居卜喬騙賣給臨安娼家王九媽,培養(yǎng)調(diào)教。在被用計破身之始,即成達官巨賈們玩弄的金絲鳥雀。名聞西湖,十兩一夜的花魁娘子,卻被衙內(nèi)公子掠陪游湖,遭百般羞辱,剝掉裹腳布,赤足流落街頭。恰遇曾為近一夜芳澤,而花了積攢多時的十兩銀子,卻只獲得一衫嘔吐穢物的賣油郎朱重。
其后的故事中,馮老先生用花魁娘子自己的一段話,將這個煙花女子帶有的社會新階層色彩的價值觀,和渴望放飛自主的愛情觀,明確地揭示出來?!拔易允臍q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為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誤了終身大事。以后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哪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磥砜慈ィ挥心闶莻€志誠君子,浫蹹(音讀罕踏)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煙花賤質(zhì),情愿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三尺白羅,死于君前,表白我一片誠心?!泵嘶镒?,最終投向了小商人賣油郎的懷抱,體現(xiàn)了作者對煙花女子自主掌握命運,追求幸福,明智果敢的充分肯定,同時對男主人公賣油郎人品譽贊的抬愛,亦體現(xiàn)了超越世俗,摒棄重農(nóng)抑商,言商重商觀念上的與時俱進。
杜十娘,這個悲劇女性,見諸于潘虹飾演的電影形象之后,更走進了千家萬戶。馮老先生對這個京城名妓的刻畫,亦稱得上盡善盡美。抱百寶箱投江的那一段,通過人物對話,和情節(jié)描述,入木三分地鞭笞了公子哥李甲始亂終棄的負心,與齷齪商人孫富不擇手段欲圖之的丑陋。從而烘托起,在尋求愛情上,雖是“煙花陋質(zhì)”,卻不容污穢玷染,若芳蓮般圣潔與高尚的蓮心蘭質(zhì)。讀之令人震撼。
試想,作者如果沒有對這個悲劇女性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沒有通過文中人,對社會不公欲行控訴和吶喊的初衷,是絕對寫不出這樣的文字,也絕然塑造不出如此牽動人心的文學形象。
四
以大團圓的喜劇色彩,強調(diào)因果報應的審美,給底層女性,圓一個苦盡甘來的亮麗結(jié)尾,亦是這部名著能夠筆傳口誦,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一個突出特點。
盡管從戲劇學的角度,都認為悲劇比喜劇更能打動人心,但國人還是對大團圓,都完滿,這樣的喜劇結(jié)尾更情有獨鐘。馮、凌兩位老先生,自然也樂此不疲,許多篇小說,都彰顯了以因果報應述說前緣后果的濃厚色彩,故由此也引發(fā)了一些爭議。
比較重頭一些的,就是認為因果報應,是屬于唯心主義的范疇,極具主觀臆斷,異想天開的意味。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竊以為是過于非白即黑,一加一只等于二的數(shù)學之論。
拋開哲學理論層面的探討,還是回到社會現(xiàn)實中。三言二拍成書時的晚明,與四百年后的現(xiàn)在,人們期冀善惡到頭終有報,好人好報,一生平安的樸素愿望,并無多大差異。而這與因果報應并不相悖,應屬完全一致。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隨手可擷,閃耀著這樣熠熠光彩的浪花,比比皆是。
1965年國慶頭一天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毅同志就曾于大庭廣眾中疾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边@樣的豪壯之言,在場能夠聽得懂漢語的人,都報以熱烈掌聲。
老祖宗的詞典里,天道向善、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月圓則虧,水滿則溢、惡貫滿盈,必遭天譴,等等不勝枚舉的精詞妙句,都在無數(shù)次印證,因果報應,是不能夠也不可以一竿子打下水的!
三言二拍,借助于人們這一樸素直白的愿望,升發(fā)對好人的傾情贊助之意,強調(diào)對惡人理應獲譴遭報的詛咒之語,是不能被無視的,竊以為,這就是國人心目中的天之大道,人世滄桑。不應該提到唯心或是唯物的哲學層面上,被放大細究的。也可能這本身就是一種中國人的哲學。
五
洞窺一下馮、凌老先生的所思所想,亦不排除他們在構(gòu)思有的小說結(jié)尾,也是刻意在編織一個原本不太可能,卻還是想給人以驚喜、希望,勸人向善的華麗尾巴??赡苓@也是應和對抱有期待,乃至幻想的讀者,對文中主人公結(jié)局的一種美好的設計,而作出的回答。
一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把被薄情郎莫稽,深深傷害,推入江中,曾經(jīng)深愛著他,并助他成就功名的柔情女子金玉奴,硬寫出了申斥譴責,切齒棒打之后,還會聽從義父勸解,與薄情郎再續(xù)鴛鴦夢,破鏡重圓這樣一個大團圓的結(jié)局,這無疑應該是一個敗筆。
既違背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天理初衷,也是與主人公愛之深,恨之切,懷一輩子的心靈噩夢,絕不可能與狼共舞,再同衾共歡這一整個故事,不相一致,大大違和的。
幸好,由此改編的京劇《金玉奴》,編導慧眼以貂尾換之,將結(jié)局改寫為,棒打薄情郎之后,當即將其趕出洞房。后金玉奴義父又參奏一本,革去了莫稽前程,這才還了事實與人物的本來面貌,亦符合因果報應,惡人自當自食惡果,有了一個天理昭彰,大快人心的結(jié)局。
這部名著幾百年來,經(jīng)久不衰,迄今仍擁有相當大眾的讀者。再細讀思之,似一幅徐徐展開的全景長軸,而在反映明代廣闊社會的萬千圖景中,那一個個社會底層女性,尤其是淪落風塵的女子,靈動鮮活可愛的身影,以及她們對痛苦的呻吟,對愛情和正義的追索,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與向往,都成為了一個個故事的主角,被馮、凌兩位老先生述諸于正篇,凝練成文字,吸引牽動了萬千讀者,這并不多見。
竊以為,這應當就是構(gòu)成這部古典名著,無限魅力之所在的一個多姿多彩的側(cè)面。也是確定這部名著,在古典文學的長河煙海中,“直掛云帆”“長風破浪”,極具價值,不可多得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2024年7月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