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在東北邊陲、松花江畔的一座小城，從冬天靜靜捱到春夏，又從夏秋毫無征兆地滑進酷冬的臂彎。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理性光芒燭照中華大地，卻難以穿透籠罩在小城上空的重重陰霾，照亮呼蘭河兩岸。
　　 一條看起來還算熱鬧的十字街，再加一條東二道街、一條西二道街，以及大大小小的胡同，如同骨架和血管，盤根錯節(jié)構(gòu)成這座小城局促、逼仄、簡陋的軀殼。幾家碾磨房、幾家豆腐店、一兩家機房和染缸房，以及兩座小學校和設在城隍廟里的清真學校，就是小城的人們熟悉得再也熟悉不過的基礎設施。這里的生活，復雜且混沌、沉悶而寂寥，卻又清晰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讀者所能看到的、讀到的，仿佛不是一部小說，而是徐徐展開的一幅畫卷。小團圓媳婦、有二伯、老廚子、馮歪嘴子和童年的“我”、將近七十歲的祖父，以及養(yǎng)豬的、漏粉的、拉磨的、趕車的……都是這幅畫里的主角或配角。人們?nèi)缤籼m河野臺子戲里的生旦凈末丑，個個粉墨登場，演繹著一個又一個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一同勾勒了一幅封建落后、病態(tài)百出的人間世相圖。
　　 這就是現(xiàn)代作家蕭紅最具代表性的《呼蘭河傳》所呈現(xiàn)給讀者的奇特生活場景。這部小說，以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社會現(xiàn)實為背景，以東北邊陲的呼蘭河城為舞臺，以蕭紅的童年記憶為線索，從一個兒童的視角，既展現(xiàn)了呼蘭河獨特的風土人情和人們的生命狀態(tài)，也反映了小城黑暗、落后、愚昧、麻木的社會生活，并無情揭露了封建傳統(tǒng)對人們的重重束縛和戕害。
　　 作為“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深受魯迅、胡適等文化先驅(qū)的影響，高舉揭露國民劣根性的大纛，在《呼蘭河傳》中，不僅以寫意的方式，勾勒了封建愚昧、冷漠麻木、毫無自主意識的國民群像；更以工筆描繪的筆法，著意刻畫了幾個富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繼而給讀者呈現(xiàn)了一幅民國世相百態(tài)圖。正如茅盾在《序》中所言：“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呼蘭河這座小城，如同民國時期大大小小的邊陲小鎮(zhèn)一樣，顯得并不怎么繁華。那里的人們生活在這么一個封閉落后而又自給自足的空間里，世世代代都在“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序》）。他們當然多是良善的，不欺詐、不虛偽，也不好吃懶做，而且極容易滿足，但他們的生活又是那么單調(diào)刻板，總是以他們認為最為合理的方法，“該怎辦就怎么辦”，甚至“像最低級的植物似的，只要極少的水分，土壤，陽光——甚至沒有陽光，就能夠生存”（茅盾《序》）。在這里，似乎難以看到春的蓬勃、夏的絢麗，也感受不到秋日的豐盈與冬季的沉靜，整個呼蘭城猶如一只牢固的鐵桶，將人們團團圍定，風吹不來、雨潑不進，凝滯的氣息里，四處散發(fā)著東二道街泥坑的腐臭味。
　　 當然，呼蘭河的生活也并非一潭死水，小城里的人們又顯得敏感而瑣細，“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內(nèi)，每一籬笆后邊，充滿了嘮叨，爭吵，哭笑，乃至夢囈”（茅盾《序》），對于芝麻大的事情，他們都會議論或者爭吵不休。譬如，農(nóng)業(yè)學校校長的兒子掉進東二道街的泥坑后，就像突然刺痛了小城的神經(jīng)，讓沉默許久的人們瞬間激活聲線，紛紛議論起來。
　　 有的說，是因為農(nóng)業(yè)學堂設在廟里邊，沖了龍王爺；有的說，是龍王抓住校長的兒子實行因果報應；有的說，學堂里的學生太不像樣，終于遭到龍王的報應；有的甚至說，有孩子的，千萬上不得學堂，一定要把兒子領回家，不能再讓孩子念書……
　　 言為心聲。這樣的言論，自然透露出呼蘭河人頭腦深處濃重的迷信色彩。在他們看來，那個虛無縹緲的龍王爺就是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存在，能夠左右每個人的命運，即便是學堂里那些不諳世事的學生，也難逃龍王爺?shù)氖终菩?。而對鬼神的崇拜與懼伏，其實由來已久。在呼蘭小城，擁有非常齊全的為鬼神服務的設施：老爺廟、娘娘廟、龍王廟、祖師廟、城隍廟，以及幾家扎彩鋪，還有異彩紛呈的娛神盛舉，諸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娘娘廟大會……呼蘭河人對鬼神的信仰，和《祝?！分邢榱稚栝T檻的執(zhí)著如出一轍，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賜予他們活下去的信念與勇氣。
　　 在蕭紅筆下，呼蘭河人之所以對這樣無聊的消息抱著極大的熱情與興致，似乎，是他們頗具“憂思”，不止關心龍王爺會不會被沖撞，更關注的是學堂里的學生是否應該像祖祖輩輩那樣，以“最為合理的方法”過活，而不是識得幾個字后，便妄想打破呼蘭河城固有的生活模式。然而，這些對未來充滿“憂思”的看客，對于用泥土把東二道街的泥坑填平，卻是沒有一個人響應。別錯以為他們對現(xiàn)實困境并不關切，之所以無人響應，無非是因為泥坑子里淹死豬后，人們可以藉此吃到便宜的豬肉，哪怕賣豬肉的借機賤賣又紫又青的瘟豬肉，大家也寧肯欺人欺己：那些豬肉不是來自瘟豬，而是完全來源于泥坑里的死豬。
　　 像普天下每一處鄉(xiāng)村集鎮(zhèn)一樣，在不大的在呼蘭河城里，自然也有瘸子、瞎子或者瘋子、傻子這些身體殘缺和遭遇不幸的人。人們聽得多，看得也多，從來就不以為奇。倘若有人偶爾在廟臺上或是大門洞里遇到一個，那些自詡為“良善”的人，剛想多少加一點惻隱之心，往往便會轉(zhuǎn)念一想——“人間這樣的人多著哩！”于是會立即轉(zhuǎn)過眼去，三步兩步快速離開了。即便有人停下來，也不過是和那些毫無記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瘋子投一個石子，或是做著把瞎子故意領到水溝里邊去的事情。
　　 在小說中，“良善”得“沒有害人或害自己意思”的呼蘭河人，對殘障者的惡意表露無遺。
　　 生活在呼蘭河的人們，除了偶爾作惡外，更多都是一具具行尸走肉，包括碾磨房、豆腐店、機房和染缸房里的工人。他們對時間無感，基本“都是天黑了就睡覺，天亮了就起來工作?！彼坪?，他們就是一個個提線木偶，而操縱他們每一個動作的，無非就是朝升暮落的日頭。不止如此，他們對四季變換也顯得極為麻木，“對一年四季，也不過是隨著季節(jié)穿起棉衣來，脫下單衣去地過著?！狈路穑惶炖锏脑缤碜兓?，乃至四季的冷暖交替，都與他們無關。他們就像一只只鐘擺，按照既定節(jié)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來來回回擺動，而從來不會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是誰？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他們只是機械地呼吸、心跳，周而復始地吃飯、穿衣，連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地默默辦理，完全生活在群體無意識狀態(tài)。譬如東二道街南頭那個賣豆芽菜的王寡婦，在獨子掉進河里淹死后，瘋癲的她依然曉得售賣她的豆芽菜。即便偶爾菜被偷了，她也不過在大街上或在廟臺上狂哭一場。但一旦哭過后，她還是平平靜靜地活著。至于鄰人街坊們，或是過路人看見了她在廟臺上哭，雖會引起一點惻隱之心，也只不過為時甚短罷了。
　　 呼蘭河人就是如此冷漠而健忘，對東二道街染缸房里發(fā)生的命案，無非過去兩三年，但當人們再次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卻已久遠得如同講岳飛、秦檜的故事。而最令人悲哀的是，不僅發(fā)生命案的染缸房原址不動、淹死人的大缸照常使用，而且，從那染缸房里發(fā)賣出去的布匹，照舊在遠近的鄉(xiāng)鎮(zhèn)流通。而在豆腐房里，兩個伙計把拉磨的小驢打斷腿；造紙房里一個私生子被活活餓死，諸如此類，都不會在呼蘭河的人們心中激起一點點波瀾。
　　 在小城，東二道街上扎彩鋪的匠人們，完全就是生活在呼蘭河城里賤民們精神生活的寫照：
　　
　　 “他們吃的是粗菜、粗飯，穿的是破爛的衣服，睡覺則睡在車、馬、人、頭之中。
　　 他們這種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過去了，也就過著春夏秋冬，脫下單衣去，穿起棉衣來地過去了。
　　 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長去；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沒有什么關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聾了，就不聽；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動了，就癱著。這有什么辦法，誰老誰活該。
　　 病，人吃五谷雜糧，誰不生病呢？
　　 死，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親死了兒子哭；兒子死了母親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來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總得到城外去，挖一個坑，把這人埋起來。
　　 埋了之后，那活著的仍舊得回家照舊地過著日子。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外人絕對看不出來是他家已經(jīng)沒有了父親或是失掉了哥哥，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是關起門來，每天哭上一場。他們心中的悲哀，也不過是隨著當?shù)氐娘L俗的大流逢年過節(jié)的到墳上去觀望一回……”
　　
　　 作者蕭紅無比痛心地寫道：“呼蘭河的人們就是這樣，冬天來了就穿棉衣裳，夏天來了就穿單衣裳。就好像太陽出來了就起來，太陽落了就睡覺似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huán)地走……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著自然的結(jié)果，把一個人默默地一聲不響地就拉著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至于那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著。”
　　 蕭紅筆下的這一群人，活得如同豬玀，如同螻蟻，在自生自滅間，絲毫談不上任何個人意識，談不上任何人格尊嚴，他們只是匍匐于歲月的塵埃，將生命交予大自然隨意割取而不會有絲毫掙扎，哪怕連豬玀被殺前的一聲嘶吼都不曾有過。
　　 蕭紅所塑造的呼蘭河小城的群體像，顯然就是上世紀一二十年代中華大地無數(shù)國民的縮影。他們沒有財力，也沒有機會接受思想啟蒙，更沒有經(jīng)受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他們飽受官僚資本的壓榨和封建主義的毒害而不自知，更不知如何反抗、如何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只是自大而自欺、可憐而可笑地茍活于人世間，將自己活成了一個個死氣沉沉的活僵尸。
　　 在這群人里，最典型的，當屬老胡家的團圓媳婦、有二伯和馮歪嘴子。
　　 老胡家小團圓媳婦的出現(xiàn)，讓幽靜的呼蘭河不再寂寞。這個可憐的童養(yǎng)媳被婆婆毆打虐待致病，但還不至于無藥可治。可各種偏方輪番上陣：瘋子寫藥方、云游真人抽帖兒、大神和二神跳個沒完，甚至用開水一天洗三次澡，鄰居奶奶、媳婦、婆婆們?yōu)榇硕济Σ坏?.....生活在一群看客和幫兇中間，唯一的正常人被群起而攻之，最終，一個“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年輕而美麗的生命，慘死在了早春二月。無疑，害死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是首惡，然而，小團圓媳婦又不是被某個具體的人殺死的，而是被這種“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魯迅語）害死的。當然，在呼蘭河，“人死還不如一只雞……一伸腿就算完事”。除了她的婆婆由此變成半瘋子，還有誰會在乎小團圓媳婦的死活呢？只不過，據(jù)說，這個慘死的冤魂在東大橋下化作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就會在橋下哭泣?；蛟S，小團圓媳婦真的在生命消逝的那一瞬間，靈魂得以真正覺醒，而凄慘的哭號，正是對呼蘭河一群殺人者的血淚控訴！
　　 有二伯，一個老光棍，性格孤僻古怪，“喜歡和天空的雀子說話”“很喜歡和大黃狗談天”，卻和周圍的人格格不入。他是個扛活的，卻又非常虛榮，愛面子，很喜歡別人叫他“有二爺”“有二掌柜的”。身處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他辛辛苦苦做工30年，依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完全處在赤貧狀態(tài)，可就是這么一個好吃懶做，還經(jīng)常偷偷摸摸的人，驕傲且健忘，完全就是魯迅筆下阿Q的翻版。
　　 在《呼蘭河傳》中，似乎每個人都是“甘愿做傳統(tǒng)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茅盾《序》）。他們“愚蠢而頑固——有的甚至于殘忍”，有二伯、老廚子、老胡家的一家子，還有養(yǎng)豬的、漏粉的、趕車的，都是這樣的人。而在這群人里，馮歪嘴子可以說是“另類”，是他們中間生命力最強的一個。他敢于打破傳統(tǒng)規(guī)矩的束縛，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和王大姑娘自由戀愛，并私奔結(jié)婚，即便周圍的人給王大姑娘“做論的做論，做傳的做傳”，依然頂住種種壓力，像一株夾在亂石間的野草，倔強地生活著，還生了兩個可愛的孩子。
　　 當王大姑娘生完小孩去世后，那些好看熱鬧的人又要等著看馮歪嘴子的熱鬧了，然而，馮歪嘴子并沒有自暴自棄，也并不像旁觀者眼中那樣絕望。他看到他的兩個孩子，反而鎮(zhèn)定下來，照常活在世界上，照常負著他該負的那份責任：
　　 “于是他自己動手喂他那剛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調(diào)匙喂他。喂著小的，帶著大的，他該擔水，擔水，該拉磨，拉磨……”
　　 終于，苦盡甘來，他看到大的孩子會拉著小驢到井邊飲水了；看到小的會笑了，會拍手了，會搖頭了，而且小牙也長出來了。
　　 茅盾在《呼蘭河傳》的序中說：“在馮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別的東西。除了生命力特別頑強，而這是原始性的頑強?！?br />　　 或許，茅盾一語中的。馮歪嘴子勇敢且頑強，就像磨坊里的那頭驢，一直執(zhí)著而堅定地拉著磨盤，但他并不明白自己受盤剝、受壓迫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自己的根本出路。他無非就是一頭“倔驢”，不肯聽任命運的安排罷了，因此也從來沒有想過如何抗爭，如何掙脫韁繩的牽絆，如何得到人的自由與解放。
　　 當然，在呼蘭河，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老廚子、有二伯那般漠視生命、欺人欺己，“我”的祖父，一個高個子的慈祥老頭兒，仿佛是從小城某處罅隙里吹進來的一縷春風，給呼蘭河陰郁而沉悶的社會生活涂抹了一道靚麗的色彩。這個老頭兒生性善良，待人和藹，眼睛總是笑盈盈的，喜歡和小孩子開玩笑，更愿意帶著年幼的“我”在后園栽花、拔草、鏟地、種菜……他對孫女的寵溺簡直無以復加，對小團圓媳婦的不幸遭遇痛心不已，更對馮歪嘴子一家寄予了極大的同情與幫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么一個無力改變呼蘭河蒙昧狀態(tài)的小人物，在八十歲時，還是死了，徒留一處后園，或許年年依舊，或許完全荒涼了。
　　 在《呼蘭河傳》，蕭紅通過“看客”的眾生相、社會相，畫出了沉睡的國民靈魂，揭示了東北世世代代國民經(jīng)歷著什么樣的人生……在歷史文化的批判中，蘊含著改造國民靈魂的愿望。
　　 小城故事——“國民靈魂的挽唱”。僅此一點，蕭紅也將和魯迅、茅盾、巴金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一樣，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占據(jù)應有的重要地位。她與她的文字一道，也必將成為一道耀眼的亮光，照亮呼蘭河兩岸，照徹國民的靈魂深處！